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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中央电视台专访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2017-06-18  央广网

央视网消息: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回归祖国20年来,在中央的真诚关心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带领全体香港民众,勠力同心,奋发有为。

从今天(6月18日)开始,央视新闻将推出人物专访系列报道,回顾20年来香港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香港的努力方向。

今年也是基本法实施20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接受采访时,回顾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难忘经历,并且总结了最近五年香港特区政府为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所做的努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历时近五年,其中1988年到1990年期间,梁振英曾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梁振英表示,基本法中的160条条款都经过深入咨询、千锤百炼草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这个征求意见稿我们印了100万份,那个时候香港人口大概就600万左右,而且得到香港大大小小银行、分行的同意,就把这个征求意见稿放在他们柜台上面,随便大家去取阅,连我们离岛的一些小银行的分行柜台上也有了,让大家看。

基本法亦回应了当时香港人对回归的大大小小的顾虑。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到了征求意见稿发出去之后,我就到每一个居民点去听意见,往往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梁先生,你讲这么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到街道上去买回归之后的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老百姓都很关心。我说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里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是港元。

梁振英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就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香港能够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我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构思本身是科学的,务实的;同时,在落实“一国两制”这个过程当中,中央、香港的各个方面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把这个有高度创造性、科学的构思,通过起草基本法,通过基本法的条文,把它落实。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界别,不仅要全面认识基本法的条文,还要全面准确了解基本法每一条条文背后的原意。

自2012年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来,梁振英将市民关心的房屋、贫穷、老年社会、环保等问题作为施政重点,取得一系列进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房价高,租金贵,最大的原因就是供应跟不上,所以过去五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度,通过政府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开辟土地,增加房屋的供应。未来三年到四年,陆续落成的私人房子总量是96000套,这个数比起五年前我上任的时候,增加了差不多50%。这些都是特区政府同事们努力的成果。老年问题,贫穷问题,我们加大力度,支持和支援香港老人,还有贫穷人口。我们破天荒地设立了一条官方的贫穷线,用这条贫穷线去衡量特区政府扶贫的工作成效。特区政府今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起五年前增加了71%,这也是比较可观的一个增幅。

面对香港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梁振英充满信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都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香港,尤其我们的青年人,在未来30年、40年时间里面,通过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合作,可以提取很多自己事业发展的动力。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香港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个国际化城市,所以我们可以和内地的企业并船出海,我们也可以引进外地企业通过香港到内地去。香港只要掌握好这个机遇,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梁振英也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优势,在谋划未来发展时,应考虑“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不断调整香港的功能,使得香港能够不断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文章转自央广网,原文请参见

http://news.cctv.com/2017/06/18/ARTIvPzCawwQKY5PcSxyvfN7170618.shtml

梁爱诗:释法细化规定无助释疑 中国宪法赋人大权力 惟港人未习惯

2017-06-19 信报

《基本法》承诺香港原有法律得予以保留,然而面对回归后的转变,香港司法制度在过去20年无可避免面对新的冲击。本报访问不同法律界人士探讨这议题,今天先由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谈释法、23条立法,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

香港回归20年来,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过5次释法,除了2011年刚果案由终审法院主动提请人大释法外,其余4次都对香港社会尤其法律界造成震荡,有人质疑释法令公众对司法独立的观感带来负面影响。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市民对释法的疑虑源于对新宪制不习惯,社会应理解、接受人大进行法律解释是合宪合法,别只谈观感。

新宪制不同普通法制度

至于近日官方提出要「制定和细化」中央对《基本法》解释权和修改权相关规定,梁爱诗认为这不能空泛地提出,维持现有释法安排已足够,「是否你一改了(细节化释法)人们便没了担心、会全部接受释法呢?」

梁爱诗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港人对人大常委会掌有《基本法》的解释权感到忧虑可以理解,主因是本港社会对法院以外的机构进行法律解释,至今仍然不习惯,故引起冲击并不出奇。

她解释,在普通法制度下,只有法官在裁决作出的解释,是唯一具权威性的法律解释;但中国《宪法》第67(4)条授予人大常委会释法权,原意是中国地大,若两个地方对法律的解释不一致,须由更高的机关作出最后决定,而《基本法》重申了这一点,即此法最高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点是香港回归后实行的新宪制下,与原有普通法制度的不同。

回归后,出现过由特首向国务院交报告、终审法院寻求人大释法,及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的3种释法过程。梁爱诗回应质疑称,首先释法权来自宪法,肯定不存在违宪问题。其次,「有些人说是违法,认为只有法院有权提请释法,但人大常委会当然有权自行释法。另一样呢,有人话行政长官无权要求释法,事实上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是要执行此法,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碰到困难,便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因而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所以这是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权力。」

她强调,人大常委会去年就《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高等法院原讼庭及上诉庭均再次确认,人大释法是有效而具约束力,「所以如果(释法)合宪合法,这样还有何争议?点解话(释法)破坏『一国两制』或影响法治呢?」法律界认为人大释法应当克制,若经常释法会令人觉得司法独立受损。梁爱诗称,人大常委会已屡次明言,法律解释并非轻易行使,「20年来只行使过5次,是否将这当成恒常化呢?上次释法由2011年到2016年,距离一段相当长时间,所以别只谈观感,而是实际道理在哪。」

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早前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对于《基本法》下属于中央的权力,即包括《基本法》解释权及修改权等7种权力,须制定和细化有关规定,以确保全面准确贯彻执行《基本法》。

排斥新事物招争议

梁爱诗认同任何制度都可以完善,例如中央就每次释法,是否可以解释得好一点。然而,她提醒说,法律解释权是全国性的,改动不能只顾香港;而释法由谁提请已很清晰,释法的时刻亦难有一致,若规定只能在终局判决前释法,当法院解释最终与中央不一致,难道中央政府无权更正?

她指出,不能贸然说要细化、优化释法权,「即使提了新规定,又有其他人对那些方式有担心、忧虑, 《基本法》是一部宪制性文件,只可以从大处看,不可以订得太细。」

梁爱诗重申,中央在港权力包括法律解释、法律修订,都是「一国两制」下的新事物,「如果凡系新事物你都排斥,只系保护原来的法律制度,这样一定很多争议,『一国两制』无完整落实。」

采访、撰文:江丽芬、罗奕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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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霖寄语 港金融首要稳阵 汲取97风暴教训 安然度过08海啸

2017-06-19 信报

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20年经历过几番起伏跌宕,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造成巨大的破坏力,正突显金融体系稳健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陈德霖表示,维系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继续是金管局的首要任务,「没有金融稳定,何来发展?」稳健的金融体系亦有助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他指出,「背靠内地、面向全球」依然是香港的策略定位,香港只要继续提升软实力,前景仍大有可为,不会被「边缘化」。

提升软实力不被边缘化

1997年香港庆祝回归未几,即受到亚洲金融风暴蔓延所波及,政府翌年更动用超过千亿元「打大鳄」,成功捍衞香港金融体系稳定,并于1999年退市。陈德霖表示,现时外汇基金5000多亿元的累计盈余中,有2000多亿元是由于盈富基金(02800)上市累积而来。

虽然政府进账了不少,但他强调:「赚钱不是我们的目标,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才是我们的目标。」

当年很多地方对金融稳定的认识不够,面对大量资金流入时的警觉性不足, 尤其是银行体系。银行贷款水平过高,令资产市场出现泡沫,香港当时亦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银行贷款予很多人去买楼,每当楼价升又再借多一点,风险管理未如理想。

陈德霖称,金融体系不稳定,爆发金融危机时,连带经济、货币、市场都会受到冲击,何来条件谈发展?「如果要到面临系统性风险时,才明白系统稳定的重要,那么要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由1997年第三季开始连跌5季,累计跌达8.8个百分点,楼价更由1997年10月高位至2003年7月大跌66%【表】。

之后几年,包括金管局、证券监管机构等都推行改革措施,强化香港金融体系,金管局并因应市场推出不同招数,包括就按揭贷款推出8轮逆周期措施。目前本港的平均按揭成数,已由2009年9月的64%下降至51%;平均供款与入息比率则由2010年8月的41%,回落至今年4月的34%。

担当金融中介融通角色

金管局亦有「雷达」监测市场,留意是否有潜在的内部或外部风险。故此,2008年爆发了一场金融海啸,香港也能安然度过。

展望未来发展,部分人认为随着内地市场开放,香港可能被「边缘化」。陈德霖表示,纵然上海、深圳及北京的竞争力提高,金融业并非零和游戏,内地是一个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其金融融通的需求非常巨大。内地资本账愈开放,资金流便愈多,香港金融中介和融通的功能和角色也愈重要。而且香港具有面向国际的优势,内地开放资本账要搭桥跟国际接轨,香港是重要的跳板。

定位背靠内地面向全球

他又说,香港的策略定位在过去几十年,甚至过百年,都是「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最初是贸易中介中心,现时进一步发展为环球金融枢纽。

香港一向是内地引进外资的首选跳板,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FDI),香港所占比重经常有五、六成;内地对外直接投资(ODI)去年录得约1700亿美元,约有一半亦是来到香港,大部分透过香港往海外投资。

陈德霖强调,「背靠内地、面向全球」仍是香港未来的策略定位,只要继续提升软实力,香港前景依然大有可为。

金管局过去数年不断推动提升软实力,包括为多个银行业务环节如私人财富管理从业员制定优化专业能力架构,以及培育金融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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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波:港可成基建融资枢纽

2017-06-19 香港商报

【香港商报讯】记者庄海源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理事会第二次年会时表示,香港可以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和优势,协助配对项目和资金,促进基建发展。他还与国家财政部部长肖捷、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会面。他与肖部长都同意,香港作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展成为区内的基建融资枢纽,并在亚投行项目的融资和营运中扮演重要角色。

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这是在香港6月初正式加入亚投行之后,首次以成员身份参加亚投行理事会会议。他提到,不少研究都指出亚洲在基建发展方面的资金需求非常巨大,单靠政府和亚投行这类多边银行的力量难以应付亚洲基建发展的资金需求。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研究指出,由现在至203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地区每年需要约1.7万亿美元的投资,以维持发展动力、减少贫穷和应对气候变化。

他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善用市场上庞大资源,引导大批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资金,投资到相关基建项目。他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成熟稳健,流动性充裕,融资渠道多元化,IPO集资额过去两年都是全球第一;金管局辖下的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自去年中成立以来,汇聚60多个来自多边金融机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分享资讯,并寻找缓解风险的方法。

文章转自香港商报,原文请参见

http://www.hkcd.com.hk/node_25195.htm

《2017金融科技报告》显示:港金融科技投资超新加坡

《2017金融科技报告》显示:港金融科技投资超新加坡

2017-06-19 大公报

【大公报讯】记者张帅北京报道:清华大学法学院、京东金融昨日联合发布的《2017金融科技报告》显示,去年中国金融科技投资达到77亿美元,超越美国的62亿美元首次登顶,成为全球唯一金融科技融资额实现增长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金融科技领域投资也超过了新加坡。

报告显示,2016年香港金融科技融资总额1.7亿美元,从业人员数量约8000人;新加坡融资总额8600万美元,从业人员数量约7000人。在所有调查的市场中,香港金融科技使用比例最高,达到29.1%,其次为美国16.5%,新加坡14.7%,英国14.3%。

此前,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发布报告指出,香港在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中位列第5位,前四位分别是伦敦、新加坡、纽约和硅谷。内地这份最新发布的《2017金融科技报告》显示,香港正在实现对新加坡的赶超,其并指出香港具备发展金融科技的优质「土壤」。

文章转自大公报,原文请参见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

公屋20年面貌多变兴建量增13%

2017-06-19 星岛日报

为配合本港人口发展,公屋数目在回归二十年以来足足增加近一成三,其间公屋面貌不断变迁。见证公屋演进的房署副署长冯宜萱直言,即使近年所兴建的公屋不时被标签为「插针楼」,但设计过程却是花尽心思,优化单位内部设计。她认为,公屋设计近年的最大突破,是以两米作为一个起居间长度的布局设计,即使部分单位的面积或较以往为细,但却见使得多。

本港在一九九七前回归后,即步入公营房屋的建屋高峰期,从九七至○○年期间,每年也有多达五万个单位落成。房署副署长冯宜萱忆述,本港当年大型地盘较多,加上普遍较为平坦,令公屋可以普遍采用标准型设计,即九十年代常见的和谐式,以及主要应用于居屋的新十字型和康和式,「这类统一化的设计,当时加快建屋流程,但由于每座也是楼高约四十层的『平头装』设计,令四周环境也变得一样,因此很多时为人诟病,最常说是容易令阿婆『荡失路』。」

地盘环境复杂 弃「和谐式」

不过,随着建屋地盘的环境愈来愈复杂,房署○○年开始引入因地制宜的设计模式,除了希望善用土地资源,亦是为了配合当时新增的规划要求,包括保护山脊线和风环境,令部分即使沿用标准式设计的楼宇,也需要「削翼」或略为后移作迁就。冯说:「这令坐落在同一屋邨内的楼宇,外貌开始变得不一样,甚至出现一种高低有致旳感觉。」

房署其后再引入预制构件,配合因地制宜的公屋设计,但部分公屋单位面积却因而较以往细小;以现时的一至二人单位为例,实用面积只有约为十四平方米,但昔日普遍采用的和谐式设计,其一至二人单位的实用面积却有十七平方米。

冯宜萱:顺应民意改设计

冯宜萱解释,昔日公屋单位很多时「三代同堂」居住,但随着时代的转变,现时每户平均只有二点八人居住,毋须再建太多大型单位,但就强调现时单位的内部空间,较九十年代落成单位见使得多。她说:「房署从居民摆放家私或间房的角度去考虑,将每个起居间的长度设定为两米;例如一至二人单位的客厅就会长约四米,提供相当于两个起居间,可让居民视乎自己的需要布置家居。」

房署近年很多时更「顺应民意」,改动公屋单位的室内设计。冯说,留意到有一个时间,居民在入伙后往往改动浴室的大门位置,后来才知道他们为客厅增加一幅墙,方便摆放家具或电视,因此为了减少浪费建筑物料,该类单位的浴室大门近年已设于另一方向。她又特别提到,现时公屋单位内的插座已改用「孖插苏」,所提供的数量也较上一代单位为多,「现代人有很多电器需要充电,又不想弄到整屋也是拖板,因此在设计时也需要与时并进。」

房署近年常被批评以「见缝插针」方式兴建公屋,冯宜萱认为即使所建的是「插针楼」,过程也是花尽心思,务求设计可与社区融合,相信未来落成的公屋单位,其环境也会优于上一代公屋。

记者 :欧志军

文章转自星岛日报,原文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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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报告发表认澳可作大湾区精准联系人

2017-06-19 华侨报

【专访】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指出澳门的优势与不足,并向中央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提出不同的策略性建议共十三条,其中包括构建多层次的大湾区发展协调机制、解决澳门法律滞后的问题等。

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昨下午在该中心会址举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发布会,该中心会长萧志伟、副会长马家超、副理事长陈志峰等出席并作相关介绍。

该报告分析了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独特的定位和作用,概括为「精准联系人」、「区域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示范区」。

「精准联系人」,指澳门所联系的市场和层面标的明确、精准。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澳门将充份发挥对内联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泛珠三角地区,对外联系葡语、拉丁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成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桥梁。

「区域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指澳门可以围绕「三个中心」(即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具体目标,大力发展特色金融,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产品展销中心,并构建区域性商贸和的电子商贸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示范区」,指澳门可以充份运用回归祖国十七年来「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经验,探索与内地城市深度合作、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制度创新。同时透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示范区」,并为世界提供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体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共荣的实践模式。

该报告也指出澳门的不足:第一、传统澳门社会趋于保守,部份企业缺乏参与区域合作的进取心,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创新驱动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澳门经济规模微小,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相对单一,在区域合作中处于较不利位置;第三、在博彩业一业独大背景下,澳门非博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第四、澳门企业规模微小,处于相对弱势状态;第五、澳门城市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仆展相对滞后,对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建设构成「瓶颈」阻力。

该报告分别向中央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提出澳门参与湾区城市群建设的相关策略建议。

(一)对中央政府的策略建议包括:第一、充份发挥澳门比较优势,高度重视发挥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角色和功能;第二、支持澳门发展特色金融,构建区域性商贸合作金融服务平台;第三、积极推动内地泛珠三角九省区加强与澳门的经贸合作;第四、积极推动驻澳中资企业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重要动力;第五、积极推动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畅通流动,推动澳门与内地的通关便利化,让更多的商务客源和所需人才便利进入澳门;第六、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多层次的大湾区发展协调机制。

(二)对澳门特区政府的策略建议包括:第一、创新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积极提升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施政效率,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第二、实行「适度有为」经济政策,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以期有效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第三、加快设立特区投资发展基金,带动本澳企业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第四、积极创建金融生态圈,完善发展特色金融业的营商环境;第五、配合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策略,实施强而有力的企业扶持政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青创创业;第六、实施积极的企业与人才引进战略;第七、要切实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

该中心指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李克强总理所言对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说,既是国家赋予的一个发展机遇,也是澳门特区的神圣使命。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必须把澳门的发展列入整个国家战略框架下,思考如何利用澳门的独特优势,用好、用足中央政府的支持政策,全力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显示出自身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

该中心深信,透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可为澳门的企业和居民拓宽发展空间,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包括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协助年青人一起登上国家发展的快车。总之,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可为澳门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及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的实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文章转自华侨报,原文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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