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兵:取缔“民族党”定 “一国两制”底线

2018-10-25    大公报

       9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刊宪,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藉行使《社团条例》第8(2)条赋予保安局局长的权力,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继续运作,该命令经在宪报刊登之后即行生效。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援引《社团条例》的规定启动处理香港特区主张“港独”的政治性团体。此案不论是在特区政府适用法律方面,还是在特区政府适用的执法对象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先例意义,堪称是禁止香港特区“港独”政治性团体第一案。

       “民族党”试探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在违法“占中行动”之后,政改方案因遭遇反对派捆绑式阻挠而让香港特区政改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继而香港在大年夜却发生“旺角暴乱”,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之后很多政治观察人士都惊呼香港政治光谱开始呈现出“建制、泛民、激进本土三分天下”之势,2016年下半年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已经是迫在眉睫,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政治势力纷扰交错、眼花缭乱的政治阶段,“香港民族党”这个号称是“香港首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看准时机粉墨登场了。

       2016年3月28日,“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与举行“香港民族党”成立记者会,将“民族自强,香港独立”确定为其建党目标,在其公开的纲领中提出“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要捍卫香港人利益,以香港民族利益为本位、巩固香港民族意识,确立香港人的定义,同时支持并参与一切有效抗争,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香港宪法必须由香港民族制定,以及建立支持香港独立的势力,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成立以香港为本位的组织和政治压力团体,奠定自主的势力基础。

        “香港民族党”自我宣告成立之后曾经尝试申请社团注册,但一直获得批准,其后在申请公司注册过程中将公司名称直接更改为「香港民族党有限公司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Limited」,并将包括“推动香港独立”在内的民族党六大纲领写进公司组织章程,同样因其名称违反公众利益而遭遇拒绝。然而,这个未经注册的非法社团和“港独”组织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采取各种行动实践其政治纲领,透过报刊、电台、网上渠道作出宣传,并通过四年计划逐步实现其“港独”的政治目标。召集人陈浩天报名参加2016年特区立法会选举,虽然被选举主任褫夺参选权但仍竭力为“香港民族党”争取资源和海外支持以及扩大宣传平台。针对年青人的特点,“香港民族党”摆设街站、筹集资金、招募会员、出版刊物《众议》,提出“中学政治启蒙计划”吸引青年人的关注和参与。此外,“香港民族党”还提出渗透政府各部门和警队,多次到海外联系外地组织,寻求合作和支持,积极与海外的分离组织建立联系,以实行其政治目的。2016年底,陈浩天与本土民主前线黄台仰等应邀赴台湾活动,与“藏独”、“台独”势力进行接触会面。

       香港警方经过全面的调查在给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建议文件中,列出“民族党”51项“罪证”。警方估算“民族党”成员人数为30人至50人,并指出该党过去两年不只是口头鼓吹“港独”,还有多项“实质行动”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港独”。“民族党”煽动对内地人的歧视和仇恨,甚至扬言会使用武力去实现“港独”。警方认为,特区政府不应等到有暴力政治运动才干预,须立即采取“预防措施”,才可以阻止“民族党”再有实际行动。警方强调,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有强烈和迫切的需要,同时有坚实和充足的法律基础,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要求保安局行使《社团条例》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香港民族党”的出现并非奇怪的特例,而是特区过去一些年内外政治力量相互勾结联动导致政治治理失效、社会治理失序的结果,从早些年“香港城邦论”的提出到后来“香港自决论”的出笼,一些政治力量纷纷在非法“占中行动”之后继而铤而走险走向激进化、极端化和行动化,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在香港高校学生甚至是中小学学生中散播“港独”标语,让“港独”言论弥漫校园毒害特区青少年。与此同时,外部政治力量则隔空回应、声援支持并介入香港政治过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香港政府7月份宣布开始依法处理“香港民族党”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依然公开邀请其召集人陈浩天在其午餐会上宣扬分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港独”理论。此次特区政府刊宪取缔“香港民族党”,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谢汉伟立即跳出来横加指责政府的做法“有违言论及结社自由核心价值”,英国、欧盟等也就此发表声明和评论称特区政府此举限制了言论和结社自由及政治活动。

       “香港民族党”趁香港特区政治过去几年治乱交替之际成立并实施各种出格违法的行动,实际上是在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的试探并挑战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社会各界和特区政府对于“香港民族党”这个“怪胎”横空出世和丑陋表演一定要看清问题的本质,在遏制和取缔“港独”政治力量这个涉及基本原则、根本底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要讲是非、讲原则、讲底线,绝不可幼稚轻视,更不可养痈为患。

       保障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实践应有之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和保障,同时,基本法的规定对于香港作为中国领土的基本历史事实和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做出明确确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开宗明义指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宪法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定性,基本法第一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则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正是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基本法专门规定了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宪制责任,特别是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和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都是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应有之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在中英谈判时期,我们旗帜鲜明提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年的历史时刻,“一国两制”实践却面临着“港独”政治力量的严重干扰和冲击,这需要特区社会各界和特区政府高度警惕和果断应对。香港警方在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信件中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建立的根本宪制秩序核心,特区政府有义务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公众的权利与自由,特区政府不会也不能等到刑事罪行、暴力、违法行为或引发暴力的政治运动发生才采取行动,否则会被视为容忍这些不合法行为。因此,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根本问题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绝不能因为消极不作为而让香港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而是要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港独”活动,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香港特区保持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不断走向成功的基本保障。

       取缔“民族党”既是亡羊补牢,也是未雨绸缪

       香港特区政府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继续运作的命令刊宪之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见媒体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他指出“香港民族党”曾多次公开表示会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以至武装革命、渗透社会各界等,以争取“香港独立”。虽然“香港民族党”至现在未有实质暴力,而其召集人亦曾在某些时候说会透过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港独’。但由于该社团过去多次表明要用尽一切有效的抗争去争取“港独”,又不排除使用武力,甚至呼吁支持人士使用武力,因此不能只把这些事情当为政治口号,而不顾此等事情对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威胁。

       另外,“香港民族党”公开指出中国是香港的“殖民者”,中国内地人是香港的敌人,强烈否定和极端敌视中国人,要让中国人在香港绝迹,让香港成为一个没有中国人的香港,让香港永久从中国分离出去。“香港民族党”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仇恨和歧视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会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以至武装革命、渗透社会各界等争取“港独”,甚至呼吁其支持者使用武力,用任何方法来建立中国人绝迹的独立“香港共和国”,这样宣扬仇恨和歧视的极端立场和极端行为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构成威胁,也威胁香港作为区域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城市的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做出禁止香港民族党的决定不只考虑“香港民族党”某些主张或言行,而是“香港民族党”的整体行为,包括它在过去两年多来的行为、计划和目的以及让它继续运作所带来的威胁。这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根据《社团条例》的规定而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或继续运作。”同时,禁止决定还充分考虑了香港基本法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人权法案条例和适用于香港的法律,以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障他人权利和自由的需要之间的平衡。

       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民族党”公然违反基本法并采取实质行动落实“港独”政纲,已经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情况下,在全面调查、依法宣告并三度延长“香港民族党”的申述期之后,全面综合考虑多重因素而审慎决定取缔“香港民族党”运作,在“香港民族党”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情况下,此处理决定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同时,特区政府严格执法取缔“香港民族党”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也成功为特区治理创制出宪制惯例,以后可以依照此案确立的原则和模式来取缔其他宣扬“港独”的极端激进政治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此案的依法处理过程对于消除和化解香港特区未来的治理难题也可以说是未雨绸缪。

       李晓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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