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取缔民族党推动香港法治巩固

2018-10-26    星岛日报

       香港民族党被取缔,陈浩天不得以该组织名义继续从事港独活动。这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本是常识,也是香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保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并不保护试图颠覆宪制体制的言行。特区政府是依据香港本地法例《社团条例》之「公共秩序」条款对香港民族党加以取缔的,从实体依据和程序处置上均属正当且合法。同时,这一取缔的禁令也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将之前较为模糊的结社自由与公共秩序的法律界限加以明确化。这是香港法治在后占中语境下面对「港独」层层推进与升级之多重挑战的自我巩固行为。法治不是无牙齿的羔羊,而是具有识别危险敌人的清醒意识及自我维护能力。   

       将结社自由明确化   

       长期以来,香港是一个「权利本位」的法治社会,法治在普通法传统下努力维系着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相一致的判例法理与权利保护水准。然而,香港的宪制地位并非纯由普通法奠基,而是建立在宪法与《基本法》的共同规范基础之上。宪法与《基本法》中包含着重大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些法益是「一国两制」内在宪制理性的根基,也是特区法治需要予以保护的重点。然而,香港法治受到香港法律界的严格塑造,对《基本法》秩序中的国家法益保持一种规范的距离甚至漠视。在人大释法的多次监督与指引下,特区法院才逐步发展出尊重及兼顾国家法益的司法哲学与裁判立场。然而,这种司法调整仍然是缓慢且不稳定的,比如在「七警案」、黄之锋终审改判案中,特区司法严重偏向「抗争者权利」,罔顾《基本法》上的公共秩序与国家法益。但中央也在努力塑造、建构一种官方法理学,比如二○一四年的白皮书「全面管治权」法理。围绕《基本法》秩序的法理斗争成为回归二十一年来理解「一国两制」制度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   

        因反对派力量在香港法律界异常强大,法学教育、律师资格、法官遴选、立法会选举及日常的法治舆论,建制力量包括特区政府常常处于多重压制之下,难以充分承担《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这种特殊的法治环境也诱导了反对派在社会运动中频繁滥用自由权利及不断「踩线」测试特区法治的最底线。这种对抗取向本身是反法治的,但却得到了出身法律界的诸多反对派人士的道义支持和法律援助。包括此次民族党被取缔,法律界发声援助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比较老套的,也是泛泛而谈的,大体就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反对派甚至期待特区法院对《社团条例》有关条款加以司法覆核,就像反对派认为特区政府不敢动用《刑事罪行条例》之煽动意图罪条款检控戴耀廷一样。因此,取缔民族党的行政制裁是否最终被香港法治接纳,仍然需要取决于法院的最终立场。   

       错误借用「公民抗命」   

       在法律界反对派的概念中,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已经「充分武器化」,成为针对特区政府乃至中央的政治专利。这种自由似乎是无边的,可以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港独」理想而充分发挥,不管其造成何种具体而现实的制度损害与社会损害。当「理想」替代「秩序」成为行动根据时,法治就已被掏空了规范实质。此时的法律人之人格与伦理也遭遇了自我摧残和异化,成为一种实质上的革命人伦理。支持陈浩天香港民族党的那些香港法律界及其他界别精英人士,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及诉求,都已经走上了破坏香港法治及「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道路。这里争论的已经不是香港如何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港独」与「一国两制」两种宪制前途的问题,或者反对派所谓的「二次前途」问题。自由的滥用,如同权力的滥用一样,必然带来道德腐败与制度倒退。特区政府对此显然有着无可推卸的宪制责任加以合法与合理的管控,履行法律上保护秩序及大多数人自由权利的管治责任。取缔民族党就是为了有力回击「港独」的升级挑衅,维护香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此次取缔行为不仅确立了类似案件的「行政先例」,明晰了政治自由和公共秩序之间的法律界限,而且继续推进了运用本地法律资源反港独的法治巩固默契与共识。事实上,面对占中运动造成的「抗争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法治严重后果,香港法治一度面临权威丧失的危险,因为青年人被教导一种不正确的教义理论,认为只要动机高尚,目标理想,一切现实的法律都不必遵守。这种偏颇的教导来自于执教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戴耀廷副教授,他错误借用和滥用了西方传统中的「公民抗命」(civildisobedience)概念,在一个法治优良、民主程度很高的现代社会寻求一种颠覆性的宪制革命。公民抗命有其适用的严格前提,即必须存在按照人类文明和普遍价值而无法理解与接受的「体制暴政」,比如美国的奴隶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及印度的殖民压逼,但香港并不存在这样的适用条件。而参与香港「公民抗命」的所谓运动领袖及骨干分子最终又违背这一抗争的基本政治伦理与道义逻辑,拒绝认罪伏法。这种用错地方、拒绝认罪、前后逻辑矛盾的香港公民抗命,尽管在道德与法律上已经破产,但却造成了香港法治的严重内伤,至今未能在规范上与心理上充分修复。香港法律界内部亦有良知人士对此忧心忡忡,大律师公会也明文发表过否定公民抗命合法性的集体声明。但在具体裁判案件中,尤其是裁判法院的法官却对公民抗命的道德动机大加赞扬,严重轻判。这些都导致了后占中时期香港法治巩固的复杂性及困难度。   

         面对香港法治遭受的冲击,特区政府在依法检控上亦面临重重压力和困难,这里有法律界大传统的制约压力和律政司官员的自我利益顾虑,也有对法院最终司法覆核的不利预期和担忧,更有在秩序理念与法治巩固认识上较为片面和不成熟的因素。以及,占中之后的政治主题是经济民生重建,是「大和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误导了特区政府的检控意愿与动力。此次取缔民族党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即所谓的「大和解」不能成为政治上无原则、和稀泥及放纵违法犯罪的借口,而是必须软硬兼施,从依法检控与积极和解两个轨道开展后占中的法治秩序重建与巩固。   

        当然,这种法治巩固仅有特区政府是不够的。从《基本法》秩序来看,特区立法会和法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护宪责任,比如特区立法会应当理解和支持特区政府对「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及时间、方案的审慎选择,特区法院则需要在司法裁判中凸显「公共秩序」的法益重要性,发展出系统化的兼顾国家法益的社运类案件裁判法理与判例体系。总之,立法会的民主立法与法院的判例法应当寻求与特区政府的行政管治构成合力,共同承担起香港法治巩固的宪制性责任。这不是对三种权力宪制制衡的消解,也不是单方面凸显所谓的「行政主导」,而是根据香港法治巩固与管治更新的实际需要,寻求建立三权合作治理的平衡法秩序。那么,借由取缔民族党的行政作为,立法会与法院是否可能协力促进远未完成的香港法治巩固进程,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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