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民国家认同的制度障碍

2016-12-29    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

       作者:曹旭东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曹旭东教授在香港基本法研究会2016年年会上的发言      

      今天汇报的题目是“香港居民国家认同的制度障碍”,这个文章是我跟硕士生合作的作品,主要是他写的,我提供了一些想法以及修改的意见,从作者排名也能看出来他是第一作者。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思考源于跟赵永佳教授的聊天,我们几位社会学老师跟他们关系很好,有一次跟他们聊天时聊起这个问题,他们调查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在2016年香港社会学的调查当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08拐点”的问题,他们进行根据调查发现2008年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拐点。

      这是中文大学自己做的调查,一年做两次调查,从2008年之后他们发现18岁~30岁的青年群体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他们没有发现中老年人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下降。无独有偶,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民调机构,港大的民意研究计划,他们做的调查也显示出了一个类似趋势,就是从2008年之后,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明显下降。在他们这个调查中,30岁以上港人的下降趋势要比中文大学的调查明显。

      除了这两个调查之外,还有一个数据来自于中文大学新闻传播中心,这个数据也很有意思,有四个选项,一个是香港人,香港人当然也是中国人,这两个被称为广义香港人。后面两个是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被称为广义香港人。这个广义香港人跟广义中国人的对比在2008年之后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从最后一栏中国人这一栏也能看得出来,到2014年时到了很低的境地。所以“08年拐点”在今年被讨论得比较热烈。

      总体我们通过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出回归以来,总体上香港人认同或者香港的地方认同要高于国家认同,从上面的数据表能比较清晰地看出来,广义香港人要远远大于广义中国人的认同。

      还有2008年以后,青年人群体的国家认同,或者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样一种趋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它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有没有什么回应的或者解决问题的办法。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初的原因。首先危害方面,我们可能要回到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关系上来看待,通常来看较高程度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最低标准如果一个国家能维持统一跟稳定,在认同的序列上,不同群体都会把国家认同放置在对自己地方认同之上。国家认同跟地方认同又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如果对于一个良性的国家统合的状态而言,地方认同应该从属于国家认同,如果说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如果对于小群体的认同上升过高,而对国家认同弱化,就会出现这种认同危机,一旦出现认同危机不但会使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小的群体当中难以落实,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是形成对国家的冲击,甚至可能形成分离主义的思潮,这是这个问题值得重视的原因和危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些思考,我们觉得这个原因还是很复杂的,多因一果的关系。

      首先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港英政府150多年以来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成为跟内地迥然不同的地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维方式是全方位的不同。港英政府不可否认它有管制上的亮点,尤其是麦理浩的改革十年,给香港人带来了很多想象的美好回忆。第二个教育方面是非常根本的问题,它做了一些巧妙的去中国化的工作。第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很多香港人他的“恐共、惧共”的思维,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来到香港,他们从哪里来。所以,港人对内地的政治制度跟社会状况的接受程度也是成问题的,回归之后内地的发展模式也比较单薄,并没有形成有感召力的社会文化,或者有强有力的话语权,所以没有在国家认同方面给香港很大的吸引力。第四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政策上的负面效应,比如比较典型的自由行的惠港惠民问题。还有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这也是“08拐点”的原因,2008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包括反高铁、反国教、占中、旺角等等。最后一个原因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这篇小论文着重想探讨的问题就是制度障碍,我们把它称之为身份政治。这是这一系列原因中最弱小的一个,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

      什么叫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又被称之为差异政治,它是族群、宗教、性别、阶级、意识形态、文化为标准来区别对待不同的群体。身份证是最表现的形式,就是族群主义趋向的制度建构,而我们在对港政策中,实际上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表现,这个表现就集中在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待遇上,它呈现出跟内地居民显著的差异,虽然香港人并不是一个族群或者民族,但是它在内地的待遇,因为他是香港人而跟内地人有明显不同。

      有哪些表现呢?主要是两大基本方面,一个是特权,再有一个是限制。特权方面受教育权是比较典型的,港澳学生在内地入学有很大优惠,培养方面也受到优待,还有比如纳税的优待,还有政治的特权,比如代表制的倾斜,还有生活上的特权,比如通行权。更主要的是一些限制,港人在内地的一些限制,首先第一个是社会保障方面的,这是我们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中山大学有纯港籍的老师,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遭遇了很大的障碍,我们有一个老师在中大工作了20多年,现在临近退休,他觉得自己的养老没有办法保障,非常担心。我们打了很多次报告给省里,包括给中央,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有就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公务员体系,还有参军的限制,还有具体制度安排细节上的很多障碍,这个梳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都发现,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大门开了小门没开,大门港澳人都可以进,但具体工作机构总是会对境外人士多看一眼,多警觉一分,他们办事很难。

      这样一种身份政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港人在内地遭遇的国民待遇不仅给基本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更关键的是给香港同胞的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带来了打击,会加深自己跟内地居民差异群体的认识,这种认知下会进一步强化对香港的地方认同,这样一种认同会阻碍人性回归的过程。另一方面对港人的特权也会给内地人带来心理上的落差和制度上的不满,也会加剧内地人对香港人群体的差异感。

      怎么来破解这个问题?未来希望可以用区域政治的模式去身份化,什么叫区域政治模式,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地区是独特的,香港人在香港地区的权利义务可以跟内地不同,但是如果香港人进入内地之后,不能因为香港人的身份而获得明显的差别对待,这就是一个改进的方向。对香港特区的差别对待本身也不意味着应当将香港跟内地的居民差异进行本质化和固定化。当香港居民在内地时,他的这种中国公民的身份应该是强于香港居民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不能把他的香港居民身分置于中国公民身份之上。

      最后做一个小结,去除这种身份政治的差异,可能仅仅只能解决港人国家认同当中一小部分的问题,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愿意回内地发展和寻找空间的香港人的具体工作跟生活问题,实际上现在香港人心回归面临的主体问题是很多香港年轻人拒绝跟内地融合,他们甚至不愿意回内地看看,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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