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人大释法带来的法治意义

2016-11-14    中评网

中评社香港11月9日电(记者 庄恭诚)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一锤定音”,对涉及香港公职人员宣誓事宜的《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李浩然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在人大释法的进程中见到社会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这些意见大多是出于个人判断。李浩然认为,人大释法本身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机制行事,社会与其因个人判断而无止境争拗,不如回到法律条文本身、根据法律规定行事,令社会在法律框架下达成共识。他相信这是最尊重法治精神的态度和做法。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今次人大释法对于处理“港独”问题的意义和启示?是否意味中央比以往更加重视“港独”问题?

李浩然:中央一直都很重视“港独”问题,并不是因为这次人大释法,才反映中央重视的更多。今次人大释法的法理根据在于国家的《立法法》第42条和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因应一些新的情况出现,需要清晰原有的法律来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解释。今次人大释法是符合法律规定、在法律框架内处事的做法。

中评社:今次人大释法就“港独”问题,是否存在比较大的针对性?

李浩然:这次释法一定是针对“港独”主张的,特别是针对一些当选立法会议员人士的言行,并从他们在议会内如何行事扩展,及至公职人员面对“港独”的言行规范和应有操守。

在释法内容当中,第三条很清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句话包括两个层面、涉及国家和特区的法律。至于“法律约束力”,最后一句提到:“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换言之,若出现虚假宣誓或违反誓言的情况,有关人士将可以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这句话规范了宣誓人在完成宣誓后的言行,即使顺利完成宣誓,也并不意味着就此过关,如果宣誓之后的言行并未遵守宣誓时的誓言,有关人士同样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中评社:你预料中央接下来会否对“港独”采取更多、一系列的措施?

李浩然:我相信经过今次人大释法,有关法律已经清晰了很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其实应该是足够规管立法会议员的言行,特别是其中如果出现一些“港独”言行的时候,亦有足够的法律进行规管。

有了这样的法律框架之后,市民大众亦可以去观察或监督大家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员的言行,是否符合现行的法律框架。举例来说,一位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后,仍然不停宣扬“港独”主张,市民大众除了下一届立法会选举不投票给这些人之外,亦能够因应这次人大释法清晰法律的依据,通过司法途径表达诉求。

而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角度而言,今次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法律框架,来规管这些言行和有关人士,如果有关人士真的作出这样的言行,市民大众同样有空间去根据法律提出质疑。

中评社:根据今次释法内容,你预料哪些人有可能失去议席?

李浩然:会受影响的除了宣誓时有过一些不恰当行为的候任议员,同时亦包括在宣誓之后,作为立法会议员仍然推动“港独”主张的人士。至于具体哪几个人可能失去议席,我想应该由法庭根据有关法律去处理。

中评社:除了释法,今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同时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一些事项,不过唯一得到全票通过的就只有释法一项。如何解读?是否意味中央对今次事件特别关注?

李浩然:我想说中央特别关注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投票表决是每个常委自己的决定,这不是中央关注不关注的问题,而是每一个常委都认同释法的做法,以及释法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到:第一,这班议员的行为不受大家的认同;第二,这班议员所作出的“港独”、辱华言行,真是的的确确踩到所有中国人心里面的底线。

中评社:关于人大释法干预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身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飞响应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义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也就是法官不受任何干预地正确适用法律,目的是通过法院的审判保证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对基本法有关规定的含义加以明确,目的同样是确保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解决基本法实施当中的问题,是对法治的维护,同样是香港法治原则的体现,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评价李飞这一说法,以及有关人大释法干预香港司法独立的说法?

李浩然:我认同李飞主任的讲法。今日的社会上有一些很口号式的讲法,指只要人大释法就是干预司法独立。

不过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的是,释法和法庭审判是两件事。法庭的审判当然是法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过释法并不会影响法庭独立地按照法律去审判案件。释法只是把一些没有那么清楚的法律条文清晰化,这与法庭独立审判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不可以混为一谈,社会很多时候都有这个误会。

第二应该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释法这件事本身是《基本法》第158条,以至国家的《立法法》第42至44条都有规定,即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以及当中标准为何。而且早在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在处理“刘港榕案”的时候,其中的判词亦认可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权利是“普遍而不受限制的”。归根结底,既然《基本法》已订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机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机制行事,又怎么会存在所谓影响司法独立的情况呢?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目前香港社会撕裂,对一件事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而大家都是出于个人的判断,即有些人觉得这种做法是好的,就认同这种做法,有些人觉得那种做法是不好的,就不认同那种做法。其实能否让香港社会回到法治精神的根本,不要总是以个人判断来衡量一件事或一个做法呢?回到法律本身、按照法律条文行事,这对于社会来说是最具有准则的做法。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大家个人觉得如何如何、认为如何如何、觉得观感不好等等,那这些都是个人判断。与其这样无止境的争拗,不如回到法律条文本身,根据法律规定来行事,这样才能令社会达到共识,亦是最尊重法治精神的做法。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其实香港的法庭和人大常委会之间对于释法这件事有各自的分工重点。根据这条法律条文和过去通过案例形成的习惯,如果是有关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法律条款,香港特区的法庭由人大常委会授权自行解释;而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更多集中在中央政府所负责的事务,以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中评社:如何评价李飞所讲的“民族自决”本质上也属于“港独”?

李浩然:以法律眼光来看待任何一个字的意思时,都不会仅仅看字面意思。字面上来看,“民族自决”可能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甚至梁游二人在宣誓的时候展示的“HK IS NOT CHINA”的旗帜,语法上来讲这句英文没有错,即“香港不等于中国”,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从法律思考的角度来看问题,不会单单只看一些字面的意思,而是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环境因素,以及所带来的不同的含义。例如梁游二人宣誓时提到的“支那”一词,在历史上这一词语最初是很中性的,然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军人把这一词语作为侮辱中国人的代名词,那么在今天判断这一词语的含义时,固然就不能忽略这一历史背景。

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认为“民族自决”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不过首先,香港本身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民族”?我想根本是不存在的。其次,“民族自决”这一主张已经多次被拿来推动所谓的“港独”,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以说这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呢?

大家都可以给自己的主张找很多包装,但是这种包装离不开环境因素或历史因素,亦无法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实质意义。

中评社:在人大释法前夜,香港西环一带发生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示威冲突。你怎样评估人大释法之后香港社会形势的发展?

李浩然:社会总体的发展会像一个钟摆一样,现在很激烈,慢慢会回到较为温和、平静的位置。

可以见到,人大释法前夜在西环想闹事的人,其实数量不多,而且所谓的意志亦不强。加上社会上的大背景是,大家对于他们这些激烈的行为和主张其实是不认同的,而且这种意见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而且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数也不多,甚至在减少。

中评社:其实今次人大释法过后,“港独”可能未必会就此消失。你觉得未来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李浩然:对于今日“港独”得以滋生,我认为源于法律上有不清晰的地方。法律除了规管人的行为,亦有教化人的作用,令大家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到达的底线。我认为香港存在这方面法律缺位的状况,导致一些人还以为“港独”没有法律禁止、可以随意去说和推动。这种情况带出了一个非常坏的讯息。

在应对“港独”方面,首先要令大家在法律上更加清楚知道,“港独”其实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范围。

其次,过去的而且确存在执法模糊的地方。什么是法治?法治就是该执法的时候就要执法,或者该起诉的时候就要起诉,而非为了息事宁人就轻易算数,这种态度并不可取。将来如果出现一些不正确、不合适、不符合法律的言行,就应该依法办事。

另外还要加强教育方面,包括在历史上、对国民身份认同等理念的加深等。

中评社:你提到法律上的缺位,那么你认识现时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

李浩然: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本身在法律上是一个责任,有责任就当然要尽早完成。

当然现实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程序上立法会能否完成立法。第一是有不同派别的意见,第二是如何能够令香港市民比较理解这条法律,而不会轻易、简单地被牵引到“廿三条就是恶法”的观念上。

其实《基本法》第23条本身的条文方向,并非香港所独有的。究竟怎样能够令市民理解、明白这一点呢?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像今次梁游引起的宣誓风波,社会普遍反对他们的做法、支持人大释法厘清法律疑问,我想这种情况就反映了市民其实理解了整件事。如果将来同样能够令市民理解《基本法》第23条的内容和真正意义,阻力可能会小一些,这也是立法的一个根本条件。

中评社:在今次事件当中,会否觉得特区政府的态度有些暧昧?例如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被问到对人大释法的看法时,多次强调香港本地法院可以处理;特首梁振英亦公开提及特区政府并未主动提请人大释法。如何评价特区政府在今次事件中的表现?

李浩然:如果有任何这一类的态度,其实都是没有把香港放在适当的宪制角色当中。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机制进行。有时候,太多政治的考虑,忽略了法律上应该做的一些行为。我认为,法律规定应该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不能以政治考虑代替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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