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社会为何撕裂?

2016-09-22    信报

       作者:雷鼎鸣

       6年多前,我在本报发表过两篇文章,讨论社会如何从中间派占多数变为两极化或撕裂的过程,并提出了一套「双峰分布」(bimodalditribution)的理论【注1】,到了今天,社会撕裂只会比当年更严重,那两篇文章所描绘的境况,竟是不幸而言中。

       撕裂对社会伤害极大,全民都会是输家,我们不能让情绪主导思维,必须冷静分析撕裂的原因,否则便不能对症下药,误己误人;社会当中当然有不少人提出过各种解释,最小学鸡的答案自是特首便是社会撕裂的祸源。

       为什么这不可能是答案?假设特首极不得民心,人民十分不满其政策或作风,但这充其量只能造成普遍的不满,与撕裂是两码子事。撕裂是有两派人(或更多派别也无妨),其观点南辕北辙,各派人数与力量可能不相上下,谁也吃不掉谁;更有甚者,他们的价值观在未撕裂前可能分别不大,后来却各自强烈地相信己方是对的,对立的另一方若非愚笨,便是邪恶。

       收入不均衍生不满

      双方很可能都对现状十分不满,视对方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对立双方也不一定是利益有冲突或属于不同阶级,占中期间,同一家庭的成员往往各持己见,口角频仍,他们显然都是属于同一阶级,利益也无甚冲突。对港独的看法,政制应如何改变,持不同观点者也难以用阶级利益简单划分界定。特首有如此神通令大量港人剑拔弩张,家庭不和,又或在网上互相对骂吗?我看不到谁人有此能力。

       有些人或许会辩说,若非其施政不当,怎会有人搞港独或占中,所以撕裂的祸源仍是他。但正如上文说过,社会中两派或更多派的人尖锐对立,与不满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现象,对某人的不满并无必然性会导致撕裂。

       不满虽不是造成撕裂的充分条件,但我相信严重的对立背后,总会有某种不满情绪存在。光是不满不够,大家对不满根源的不同解读才是撕裂的根源。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社会撕裂绝非香港独有现象,美国出了个特朗普,并有不少支持者,本身已反映美国社会的裂缝很深。英国脱欧公投,欧洲人对难民潮的不同态度,在在都显出这些社会并不和谐。

       当然,我们绝不可能以香港特首的存在去解释为何世界多处地方都有尖锐的撕裂。要解释撕裂的出现,我们需要一种更宏观的视野。这涉及两个步骤,第一是为何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的人不满或有挫折感;第二是让不满变成互不相容、对世事南辕北辙的解读,如何会出现。

       我深信收入不均一定是造成不满与挫折感的重要因素,但世事复杂,叫叫口号打倒某某霸权并不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相。

       前年初夏,我在梵蒂冈开经济学术会议,并有幸第二次觐见教宗,会议的主题正是收入不均。当时我遇到一位原本是塞尔维亚人,后来成为世界银行主要经济师的经济学家米兰奴域(BrancoMilanovic),承他介绍,我读了一些他写的有关世界人民收入分配的文章,甚有得益【注2】,并曾在本报讨论过他的发现;近月他更把几年前的研究扩展开去,并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专著,我也一早把书购下。书中的发现,对我们了解世界大势及香港如何发展,极有帮助,我在半个月前团结香港基金的论坛中也提过它们。

      米兰奴域首先把覆盖世界人口94%的各国收入数据找来,并把各人所属的国界范围完全打破,不论原本的国籍如何,都视人人为地球村的成员;这几十亿人中,有些是富国的有钱人,有些是富国或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有些是穷国的穷人,地球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自然很大,贫富悬殊。

       但我们若仔细读读米兰奴域的数据,又会发现当中有很重要的结果。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在大约2002年开始世界第一次出现贫富差距比前收窄的现象,这与很多人的表面印象不符。为什么世界人民的贫富差距收窄了?

       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收入急速上升,人民从极穷变成小康之故。我们若把世界人民按其收入排列一下,按照米兰奴域的数据,在2008年最穷的10%人口,比起1988年最穷的10%,实质收入大约只增加15%;次穷的10%人口,2008年收入比1988年高出40%;第3个10%,收入升了48%;第4个升了60%,第5个升了67%,第6个是77%,第7个是62%,第8个降至28%,第9个只是3%,第10个又升回到18%,最有钱的1%则上升了67%。

       不要小看这组数字,天下大势已藏其中矣。最穷的人20年来收入上升轻微,但从第2个至第7个10%,收入上升都很显著,中国及印度的大部分人口都属这些组别,他们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第9及第10个10%的人,亦即富国的中产,收入升幅却是似有若无,但最富的1%,却可享受近七成的收入升幅。

       中国印度得益巨大

       这里要先点出一件事,中国从1988至2008年,人均实质GDP总共上升了447%,为何上述数字中,收入上升最快的组别(第6个组别)只升了77%,而非中国的447%这么厉害?原因简单,上述数据只是说,2008年排第6个10%组别的收入比1988年属于第6个组别的人收入增加了77%,而2008年属于第6个10%组别的中国人,在1988年根本还未有资格列入第6组别,他们更穷,可能仍在第1、第2个组别。在20年间,中国人民不但在组别上爬升了几级,还推高了第6、第7个组别的增长率。

       中国与印度在全球化中得益巨大,但她们也摇身一变成为实力强大的竞争者;反观富国的中产,却似乎未能掌握到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收入停滞不前,这些人的不满容易出现。更有甚者,他们在自己同胞中,会见到有部分人变得极富,他们面对的正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困局,自己与国内富豪差距益大,后面又有大批别国的中产追上来。

       此等势态,容易使部分人感到恐惧与挫折,甚至眼红,但这只是较为局限于富裕地方的现象,香港正属于此等地方。在中国或印度等新兴国家,国内的收入分配也比前更不均(尽管整个世界人口收入分布比前均匀,但每一个国家内部却可更不均),但这并不会使其人民如富裕地区般变得这么不满。情况有如数十年前的香港,收入极不均,但经济增长快,机会充盈,人人拚命赚钱,对前程感到乐观,一些国际组织所作的快乐及乐观指数调查也证明此点。中国或印度目前没有出现革命或大动乱的条件,但富裕地区却是充满不安与躁动,活像火药库。

       此种情况仍只能说明很多人会不满现状,不足以解释大规模撕裂的出现。我在6年前文章中的分析,正可把缺失的答案补回。撕裂需要一个过程,假设开始时社会并无撕裂,中间派占大多数,「左」「右」两边人数较少,持极端观点的人则更为罕见;再假设符合中间观点的政策本来是正确的,而当地的政府亦按此施政。但世事无常,正确政策也可因偶然或不测的因素出现而走了样,导致失败。

       在此情况下,靠「左」或靠「右」及极端观点的人都会自行解读失败原因,并批评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其不够「左」或不够「右」,原本中间派的部分人也会动摇,各自给左或右的观点说服,社会开始分裂,若政府不够自信,政策摇摆,向错误的一方靠拢一点(例如向左倾一点,但向右也无损分析),那么再失败的情况可能又出现,更「左」的人说它不够左,靠右的人却干脆说政府的失败再次证明左是错误的。此种动态会继续下去,大家都各自有其不一定是正确的逻辑自圆其说,诿过于人。沿着此种思路发展,他们很难走回头路,社会愈形分裂。 

       社交媒体引副作用

       本来这也并非无可解决的难题,只要社会中有一种氛围,事事以讲理为先,并肯对事实仔细推敲,不作情绪式发泄,不断冷静检验那种解读是否正确,那么撕裂并不容易出现。不过,假如社会中早已存在强烈的不满及挫折,事情便不好办了,要人民冷静客观,恐怕是陈义过高。

       更为严重的是,过去10年光景,出现了社交媒体,人民可自由隐名发表意见,就算是胡说八道也无人知晓其身份,不用负上任何责任。社交媒体尚有一「功能」,便是党同伐异,意见接近的可以互相「呃like」,不同意见的会遭人骂走,转战他方;久而久之,聚在一起的会是同一意见的人,而且大家发言时不会花时间去深究问题,用字遣词但求过瘾,自己友会更喜欢,其他人会更反感,接着下来是对其他观点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在充满挫折感的大环境中,躲在一个个没有正视现实排他性强旳避难所中。对世事的解读是否正确不再值得关注,令自己心灵舒服才是关键。社会不继续撕裂才是怪事。

       要弥补此种集体性的错失已非易事,在上面提到的团结香港基金的论坛中,罗康瑞问我(既然我说在富裕地方收入不均),是否要多搞福利平息人民的不满。我不认为这有用,在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仍居于头20%或更高,生活不算困苦,他们的挫折来自看不到自己的前景,而且见到意见与他们不一致的人,却往往能掌握到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生活过得滋润欢畅。他们需要的是,重估自己的思维,例如在香港,是否肯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可利用中国大市场所带来的巨大机遇。

       民主制度虽有其优点,但却解决不了人民撕裂的困局,君不见发达民主的富裕国家,正是社会撕裂愈趋严重的国家?不过,这并非说政府的政策毫无作用,而是香港比前更需要一个走中间路线、政策经过仔细专业推敲敢顶住民粹压力的政府,经过一段颇长时期,社会才有望再次和谐。

       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1:见拙著〈社会两极化的成因与后果〉(2010年6月21日《信报》);〈优质民主与政治两极化〉(2010年6月28日《信报》)。

       注二:见拙著〈怎样降低全球贫富差距?〉(2014年6月10日《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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