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自由与港独

2016-08-16    信报

       作者:雷鼎鸣

       来源:信报

       港人有没有搞港独的自由?按照《基本法》,当然没有这个自由,但既然社会中有些人并不打算尊重《基本法》,我们尚要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剖析这个问题。

       鲁索在《社会契约》开宗明义地说:「人生而自由,但处处都困于枷锁。」经济学入门第一课也对理性人的行为作出假设,他们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最优的结果。

       有些约束非常重要

       我崇尚自由,认为这是最高的价值,但却深知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在实际世界中,我们在追求自由时,必须面对各种制约,有些约束并无存在价值,例如伽利略被禁制不可宣扬「日心说」,便是开历史倒车;有些约束则可通过我们的努力而弄得较宽松,例如人类靠科学研究,发明了飞机火箭,从此便可离地取得在空中飞翔的自由;又例如我们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后,买得起计算机手机,与人沟通的自由便可增加。但也有些约束有着重要的存在理由,没有这些约束,我们所能得到的自由反而会减少。

       什么约束如此重要?概而论之,便是损害大众利益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应受到约束。偷盗抢劫、占人钱财土地都是侵犯别人的私有产权,盗贼或可因多得财富而暂可增加消费的自由,但若人人害怕自己的财富朝不保夕,随时失去,便将失去工作和积累财富的诱因,从此社会生产力停顿,人人陷于贫困,自由不翼而飞。

       文明社会因而要制订律法,限制侵权的「自由」。然而,社会能够称为文明,却不能单靠律法,文明的行为也不可或免,例如在人与人的沟通上,使用不礼貌甚或刻毒的言语,便是对自由有很大的损害。有些人心志不够坚定,忧谗畏讥,会被迫放弃表达的自由。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有大量不敢用真名实姓愿负起言论责任的人在散播仇恨和谣言,这已是普世现象,非任何地方独有,人类的自由与文明,反倒是遭此等放任所破坏,思之使人忧心。

       在经济学上我相信小政府与利伯维尔场是最好的制度,此种信念并非如宗教般的信仰,而是经过钻研大量实证与理论而得出的结论。

       我不认同计划经济及马克斯经济学中的不少假说,但却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所传承下来的辩证法是帮助我们分析世界的锐利工具。此种工具同样可在中国古籍的《易经》与《老子》中轻易见到。以辩证法看上述的自由问题,我们可见到有两对矛盾的存在:自由与约束、目标与手段。

       自由是我们所主要追求的,约束则并非我们所喜的,但若不理会约束或是不设定必需的约束,事物便容易走向反面,我们反而失去更多的自由。空想主义乌托邦的特征,正是不理会实际世界的约束或事情的可行性,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既然失败,它所代表的某种理想或目标,便不再有资格成为人们在自由意志下有真实意义的选项。浪费了精力与资源在一些无谓的事项上,我们在追求自由时所能拥有的资源便更少,面对的约束便更大。

       就算我们的目的是追求某种自由,若是手段不对,也是枉然的;更有甚者,我们的自由也会因而受到破坏。占中为什么失败?此种失败其实在事件发生前早已被很多评论人所预期,这些评论人包括我在内。失败并不是因政府如何打压,这只是占中者为了掩盖失败原因的借口而已。

       占中用错手段

       政府容许一些人占领街道这么久而不采取断然的驱散行动,在世界各地都可算极为罕见。当时有位美国顶尖大学的校长路过此地,也表示在美国,政府绝不会容忍公众地方给占领这么久。

       占中失败的原因是它的手段根本是错误的,我们大可不必争论其目标是对是错,但占领这个手段,本身便已是在剥夺大量港人的自由——有些人上班大受影响,有些人生意额因顾客无法前来而大跌,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遭无理侵害所致;到了占中后期,要求占领者退场的声音不绝于耳。用上错误的手段,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引起他们的反感,原有目的便更难达到。

       我从来不认为任何形式的港独或所谓自决有成功的机会,但港独思潮却容易出现,搞得不好,可发展为恐怖主义(见本报2014年2月27日拙作〈港独与恐怖主义:答沈旭晖教授〉或其他相关文章),大大打击港人的自由。要知道港独对港人自由的影响,我们先要搞清楚其利弊,倘若它利远大于弊,很多港人及内地人都以它作选项,那么容许港独便算不上损害人民的自由选择;假如港独弊远大于利,大多数港人都不想看到它,那么「被独立」的香港,总会有大批人对自己失去中国人的身份或是看到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十分不满。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推动港独的人也不真的相信港独,他们只是以此作为发泄不满的手段。如果是这样,港独便更加不对,因为它用上损害人民的手段去为自己发泄情绪,这倒是不能姑息纵容的。

       港独之弊,除了它会令港人脱离中国这一文化经济政治母体外,还会令大多数港人要承受经济上无法承受的损失。一个细小的独立经济体并非必定无法生存,但对一个没有天然资源、无法自给自足的香港,独立后必会遭内地报复,视为敌国,在贸易投资方面设置障碍,港人生活水平会崩溃式下跌;但若香港与内地经贸连在一起,互相依存,光是规模效应一项已有可能使香港获得巨利。

       规模效应之重要,可从中国科技的发展看得到。近月朋友间热传好几篇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及其他外国杂志刊登有关中国科技的文章,当中都指出,若把中国仍看成是一个只懂抄袭别人科技的国家,恐怕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

       中国过去模仿别人科技的功力的确独步天下,但模仿与创新又是另一对可互相依存的矛盾体,模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为创新建立基础;中国近年已出现可观的创新力量,硅谷的公司也要金睛火眼盯着北京与深圳发展出的科技,并反向模仿中国,例如WeChat的平台深入至社交、购物、支付、饮食等等多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使人大开眼界,并使开发的公司获得巨利。

       为什么有很多创新性的应用程序能够出现?这是因为中国有6亿多人使用手机,比欧美的总和更多,一个成功的创新程序可以迅速渗透到以千万甚至以亿人计的市场中,创新的诱因必定巨大。

       香港与内地和睦相处,双方都可获利,但若闹翻了,甚至香港脱离中国这母体,香港要蒙受的损失却远大于内地。后者的规模效应仍存在,没有香港,科技经济一样可迅速进步,但若香港与内地市场被割裂,香港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便会荡然无存,香港就算想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继续占一席位,恐怕会无人理睬。有人以为新加坡的经济可以独立,为什么香港不能?只要比较两地的经济历史背景,便知独立的后果会大不相同。

       用上老掉牙的挑衅策略

       中国百多年以来受尽列强侵略所带来的屈辱,民族主义特强,中国人最痛恨的便是汉奸与数典忘祖之辈,港独分子只会被视作与汉奸同类,自决也只会被当作为港独的伪装,不会有其他理解。面对此等环境,或明或暗支持港独的人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可见到的,竟是公民抗命理论中老掉了牙的挑衅策略:不停测试对手的底线,若对手不回应,便走前一步,直至对手还击,接着装扮为受害者博取同情,争取民心。

       此种策略近年还劣质化为嘘国歌、庆祝中国选手在奥运中任何的失利、不断把小事夸大抹黑内地人民、跑到街上赶「蝗虫」等等挑衅行为。港独若是掌握在熟练的操盘人手上,以缓步渐进的方法进行,可能会支撑得久一点,但也不可能成功,遑论一些胡搞的情绪发泄。对手若是实力不那么强大,挑衅策略并不一定毫无成功的机会,但港独面对的是大多数港人及近乎全部内地人的反对,成功的机会是零。

       既然港独不会成功,我们为何要浪费时间批判它?道理简单,因为推动港独的过程,而不单是它的结果,已足以深深伤害港人的自由。首先是港人的经济利益会受侵蚀,内地不少省市早对香港得到中央政府这么多的优惠政策不满,现在尚有他们视作汉奸的人搞港独,中央更难偏帮香港。

       何不储钱买孤岛

       但更重要的是,《基本法》本是港人相对实力最强的时候所拟定的,「一国两制」对港人有利得很,但现在竟有人想修改《基本法》最核心的根本,即香港为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一部分,在内地实力比前强大以十倍计的时候作此举措,而且只有人大才有权修改《基本法》,这怎能不是弱智的行为!

       《基本法》容许内地在紧急情况下在港实施内地法律,连军队也不须动用便可把港独分子抓捕起来。但一实施内地法律,不少港人心中的部分自由,也可能随风而去。

       十多年前港府推动23条的立法,当时包括我在内并不认为23条有迫切性,此种条文或多或少都会对港人的自由增加约束,若无必要性或急切性,大可拖住一段时间。但今天情况已起重大变化,港独思潮甚至声称无底线的行动已经出现,社会亦不得安宁。若无杀伤力较轻的法律工具约束着一些叛乱行动,情况失控,那么港人将会失去更多的自由。23条的立法、执法、司法都在港进行,对自由的约束反而可能较少。而吊诡地港独分子正不断为23条的立法创造条件。

       写此文时我正在阿拉斯加海岸的邮船上与大批少年时的同窗度假,得悉1867年时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手中买下了此地,亦即平均价格每英亩2美仙。

       忽发奇想,港独分子似乎是年轻人居多,他们在港搞港独会损害曾经为香港建设过的大部分港人的自由,但我们应否也限制港独分子的自由?他们若真的想独立,怎不考虑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足够的财富买下香港附近或世界其他地方一个孤岛,再在那里实践其建国之梦。此事虽然渺茫,但成功机会率比搞港独还高得多,又不侵害其他港人的自由,怎不改以此为目标?

       雷鼎鸣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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