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平台」为香港开路

2016-07-14    明报 

       作者林朝晖是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学联前副秘书长,吴舒景是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企业咨询顾问

       占中结束后,香港政局陷于持续僵持的状态。内地与香港间、本地政治派系间的相斥经常能见诸媒体。官方先后提出「一带一路」、青年教育等政策方针,而年轻本土政团则提出「二次前途公决」、「港人自决」甚至独立的倡议。其实任何倡议过分执着于「一国」或「两制」,无视两者不可偏废的原则,并无助化解真正导致陷入僵局的政经利益结构矛盾。

       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期间,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提议召开连接中央、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各界的「港是会议」。早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提到应建立恒常、具包容性的更高咨询框架。这些意见与笔者在占//中期间多次撰文倡议的政治协商平台如出一辙(注:林朝晖、吴舒景〈「政治协商平台」作为解决占中僵局的出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即参考上世纪80年代《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做法,由中央邀请本地各界就如何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通过协商共同寻求解决之道,将此建立恒常沟通机制,推动良性互动。

       受篇幅所限,本文旨在指出当前政治僵局下,若然选择以政治协商作为解决问题手段时,有哪些前提条件、政治现实是中央及香港各界务必深思。

       香港正为空喊「独立自决」埋单

       否定独立和前途自决,相信是促成中央和香港各界协商基本底线。其实,目前只有大约一成的港人认同有关提议。这种提议只会违反一国两制的基本底线,加深央港之间的官民误解,破坏多年累积下来的互信。更重要是,还把大多数公众的目光错误聚焦在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向之上。

       过去两个月,笔者与多个本土组织的领袖访谈,他们大多数清楚港//独是不可能获得多数市民支持。他们抱着冒险心态,为的是「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受访者语)。新兴本土组织高举鲜明的自决旗帜,除了是组织发展、选举策略考虑外,更是一种牵制泛民的政治博弈筹码。更可怕的是,迫于政党生存问题,温和泛民亦只能无奈地举起自决的旗帜,泯灭了温和建设民//主香港的良愿,将已经恶化的央港关系推入深渊。

       当下传媒和社交媒体的版面已经淹没在各种本土、自决的夸夸其谈之中。个别本土势力更动辄批评其他心系基层生活状况、工人劳动权益或国内同胞权利状况的组织「行礼如仪」。本土势力确实抢夺了舆论焦点,但当问及于救港之法时,却几近把一切政策问题全数用「央港关系」作为托辞。试问香港与内地经济唇齿相依的今天,倘若真的采取两地隔离政策,受苦的难道不也是普罗市民吗?

       进一步说,在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下,激进政纲也激化保守势力,为极左意识形态提供论述空间——继有北京官员提出「动枪动炮」之说后,于香港土生土长的屈颖妍女士也撰文推崇「一国一制」。再者,一些爱港组织捣乱占中商讨日的抗议手法,和泛民激进组织捣乱政府咨询的手法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

       香港已经在为各种空喊的港//独、自决的口号「埋单」。政治协商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政治生态拨乱反正,让政策议程重新聚焦在多数市民真正关心的问题上。

       超越既得利益结构窒碍的协商平台

       平台应该不仅为了解决曾主席所提出的基本法、一国两制等政制问题而存在。羁绊香港的始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所解决终究还是经济社会制度是否满足市民所关切的。若以中央政府的话来讲,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一国两制如何实施其实并非最为迫切的。香港市民从回归初年公认的政治冷感,到近年不少人投身参与社会运动的政治觉醒,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后政府屡屡改革未果,普罗市民不单未能够享有经济发展成果,而且生活甚至每况愈下。

       困惑3任政府之久的管治问题,总是离不开产业结构失衡、分配严重不均、楼价高企、退休缺乏保障等经济民生问题。遗憾的是,在当前政治制度下,即使普选得以落实,以工商界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仍能左右大局,大刀阔斧改革仍难以落实。每当政府试图触碰税基、土地房屋、产业结构、劳工福利等结构性问题时,总有意外状况:法案要不无法通过,甚至根本无法纳入议程,一些突发的管治危机转移政策焦点,主事官员各种丑闻在关键时刻被揭发……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各种法律虽尝试划清「权力」和「影响力」间的暧昧关系,但前者却还是受到无形的后者所摆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意图通过影响政治来保护自身利益,几乎是无可避免。即使是民主自居的美国,其财权交易也被长期诟病。商界可以透过产业对经济影响和合法的选举捐献,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本港工商界已经主宰产业命脉,但政制上仍不成比例地让工商界把持选举委员会、功能组别的席位。对此,中央有关部门是否值得深思:如何向市民合理诠译保留功能组别的意义,而并非包庇特权?过去长期倚重工商界与建制派合组的管治联盟,在关键时刻是否真正同心同德,发挥应有作用?中央各种惠港政策,试问有多少真正让香港普罗市民受惠?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过去多月不少人士撰文寄望重启政改。当下议会、舆论已陷入左右对立的喧嚣中,笔者认为,重启政改只会令央港再次在提名委员会上僵持不下。所以,倒不如先务实地携手共建政治协商平台,为互相理解迈前一步。

       促进共识的、更高层次的咨询架构,应能让意见相斥的各方促膝而谈。笔者认为,适度调整中间力量的代表性可有效收窄分歧。在制度设计上,协商平台应该促使邀进、保守双方向中间靠拢,确保不会陷入极端势力劫持大局的窘境。

       笔者倡议多时的协商平台(见表),应是跨阶层、政治势力,公允总结回归近20年得失,透过协商解决长期无法妥协的节点,正面响应市民的谦卑要求——不同阶层的市民,都能够在政治上得到有效的倾听,在经济上获得公平分配,在生活上享有基本保障,让社会公平、正义等共同价值得以落地实践,让香港市民体会到制度真正捍卫自己的利益。

       一国两制已经走在制度的关节点上。对港部门应认清,回归20年后,政制改革的意义已经与「民//主抗(党)」了无关系。时日证明,当年倡导「民//主抗(党)」终归还是心系家国的。当下推动央港共同协商政经改革,其历史意义甚至是帮助国家应对3000年未有之变局,建立模范的资本主义城市。这种实践经验,甚至更可作为国内主要城市改革转型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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