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淮:坚信「一国两制」保持理性沟通

2016-06-06    大公报

 

作者:张定淮

       「一国两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因此中央将其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但香港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以怀疑的态度和眼光来打量中央执行「一国两制」政策的坚定性。国家领导人每次在重大场合谈及包括香港在内的政策时,稍稍漏掉一句话,香港社会就会议论纷纷。因此,中央领导人只好总是把「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挂在嘴边。笔者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口头禅」。香港社会的这种现象,的确反映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早前视察香港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就是希望香港社会能够理解,即使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香港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也一定要将中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政策的原始意图牢记在心。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24日会见特首梁振英时所强调的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显然,张德江委员长此次视察香港再谈中央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初心」与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目的是高度一致的,就是希望香港社会不要用揣摩的心态打量中央的对港政策。

       对于「一国两制」政策的长期性和不可变更性,笔者曾多次撰文谈及。既说明了「一国两制」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不可变更性,也强调了「一国两制」从一种政治承诺走向一种制度安排的不易变更性,还论及了国外政治学者所观察到的「一国两制」政策实施后给中国国家结构所带来的某种变化。在笔者看来,理论上的这些论述已经足够解释中央对港政策的稳定性和不变性,为什么香港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猜忌和疑问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有这样几层理解:

       第一个就是张德江委员长所提到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因素。对于此类因素所造成的社会猜忌,是需要通过大量的解释工作来解决问题的。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基本法的普及问题。试举一例。

       香港回归过程中,出于使香港居民对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保持香港原有制度不变充满信心,中央的确在「两制」差异问题上强调得比较多,但这并不是中央放弃「一国」这样一个实行「两制」的大前提。等香港出了一些问题,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重申「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香港就有人猜疑「一国两制」政策有变。这显然是误解。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何以存在「两制」这样一种带有区别性的高度自治的治理方式?

       第二层解释是,「一国两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必须要有一个各种人都能接受的依据。这个必须依据的东西就是基本法。只要大家都按照基本法办事,「一国两制」事业就不会偏离方向。

       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也是国家的责任。正因此,中央在思考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时必须将香港纳入其中。对于香港相对于国家主体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相对滞后,据笔者的观察,中央可谓心急如焚。如何使香港搭上这趟未来经济发展的快车并使香港的独特优势在其中得以施展,中央的相关部门真可谓大费周章。然而,香港毕竟是一个具有多元特性的自由社会,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正因此,各种主张的出现也是正常的。但这些主张必须建基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要为香港好」,对国家有利。脱离这一基本前提的任何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

       香港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对香港好,而中央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对香港不好,怎么办?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香港社会怎样和中央沟通问题。委员长视察香港时明确表示,「在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原则下,只要为了香港好,我们愿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开展交流。只要理性沟通,就可以减少以至消除分歧,增进共识。」笔者认为,委员长的这番讲话体现出中央的诚意。对「沟通」的理解也要着眼于「理性」二字。

       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十九年,出现的问题大多在于缺乏理性上。二十三条立法是不是国家安全所必需?香港社会是否应当理性讨论并通过充分理性沟通来实现?「占领行动」是理性推动特首普选的方式吗?只要稍稍观察一下过去三年政改进程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香港社会的一些人是真的不懂政治的。

       香港社会有人将近两年香港社会出现的激进行为归于政改受挫,这是为激进违法行为的辩解。笔者曾反复撰文强调政改中的博弈三方行为(中央的8.31决定,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和立法会「泛民」议员做出否决)在法治意义上的正当性,是希望香港社会认识到理性沟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可惜人微言轻。

       过去十九年香港出现的问题是多重原因形成的,看来一时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委员长希望香港社会保持耐心。理性沟通是现代政治解决各种矛盾的最重要的环节。希望香港社会充分认识其极端重要性。

       作者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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