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明天在哪里

2016-05-10    橙新闻

       文|罗海雷

       多种矛盾的叠加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出生,中学和之前的教育都是在香港,预科和大学在英国。八十年代初毕业后回到香港工作,主要打工的经历都是在以香港为基地的英资公司,可以说我的经历和不少当年的香港中产家庭的儿女基本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我的父母亲都是在香港的「爱国阵营」工作,也就是港人说的「左派」,父亲还是党员领导干部,母亲是团员,大哥在六十年代中学毕业后回广州上学后也成为党员。因此我们家与内地的认识与感情就和大部分港人不太一样。

       八十年代中期,我放弃了工程师的专业工作而投身了「中国贸易」队伍。前后为英国老板打了15年工,开始是以出差形式,基本每一两周都要回内地一次;1988年转为常驻广州协调华南地区集团业务;1994年上调北京主要负责推广集团收购的国际工程公司在华的业务。虽然我没有真正进入公司高层,但因为负责业务的特殊性,加上公司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那段时间发生在我家庭的错综复杂与政治有关的事件,使我有机会看到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政治与经济的博弈,明白到很多政治事件不能用简单非黑即白逻辑的来解读。高明的政治家不单需要有高瞻远嘱判断能力,还需要有妥协的能力,能够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的坚持,需要妥协的时候就要妥协。

       今天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不知道是不是杞人忧天,感觉到香港已经走到临界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怨气也一直找不到化解的方法。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各方不能理性讨论的地步?要上街,要「占中」,要「以勇制暴」。为什么今天主要不满的人主要都是年轻人?他们有人甚至公开提出要讨论「港独」的可能性?要知道就算是80年代回归谈判的初期,香港都没有人,包括极度亲英的人,有胆量提出「港独」的言论。

       上世纪香港取得的非凡成绩,不单为香港人本身,也为宗主国英国和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利益,是典型多赢的结局。1997回归之前的几年,更是香港取得的一个最高峰。回归18年,应该公正说一句,北京还是尽最大努力在实现「一国两制」的承诺。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是否有解决方案与路线图?现在北京好像还不完全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

       已经有不少人香港人甚至内地人写了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一些是从阴谋论来分析特别是国外势力在搞局,一些是从香港或中国的观点来分析「中港矛盾」的形成,一些是从社会特别是从年轻人产生的怨气来分析特区政府与北京政策失误的地方,特别是即将到来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的问题。很多文章已经提到,香港出现的不单是政治问题,还有深刻的经济问题。

       我尝试用5个维度来理解问题的缘由,它们是「中港矛盾」,「中国崛起」,「逢中必反的香港年轻人」,「港人希望维护的的核心价值」和「香港问题的症结是政制」。

       「中港矛盾」的关键在于统战工作的失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港矛盾」这个维度,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指出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策,过与看重本地财团的利益。回归18年,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之后经济到了低谷。后来依靠中央「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香港才可以走出困境。如果与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香港表面经济形势还可以,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1997年相比提高不多。社会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近年香港社会发展的红利大部分给财团垄断了。2010年,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本书所描述的香港社会,基本由5大华资家族操纵。在香港经济起飞的阶段,特别是回归前后,他们抓住机会垄断了香港的地产市场,并由地产业进而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进军,扩大其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最终被认为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财团的成功除了创始人精准的商业眼光而把握了时机,不能不提是他们大力打造的政商关系网。依靠垄断为核心竞争力的财团,当然不可能创造出像苹果或微软那样伟大的科技公司,甚至像韩国三星、台湾台积电、HTC等国际一流电子公司。

       几年前我在美国西雅图旅游,一次与的士司机交谈,他很自豪的向我介绍当地有微软,亚马逊还有星巴克,后者算不上科技公司,都是以西雅图为总部的世界一流公司。这些公司给当地的经济与老百姓带来巨大的利益。我当时就在想有多少港人会为香港出现了5大华资家族而自豪?

       我是这样理解,90年代回归以前,社会人心不稳,再加上有英资财团带头转移公司注册地,北京统战工作主要面向财团、资本家以免资金外流是有合理性的。但在曾荫权的第二次任期(2007-2012),特别是北京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实行4万亿救市方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以曾荫权为首的特区政府并没有前瞻性地判断国内政策对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有重大影响,再加上对「自由行」的管理并不到位,民怨再次激化。

       表面上这是香港的内部矛盾,但在2017年实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还是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把守卫第一关,提名委员会当中主要是是工商界人士、全国政协、以至专业人士,惟港人普遍质疑欠缺「广泛代表性」,未能充份反映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提名委员会以机构提名方式,要得到过半数提名委员支持才可以参选行政长官,于是触发占领中环运动(「占中」)。

       而「中港矛盾」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因为香港有一股被称为「泛民」的强大反对派力量,他们与特区政府、以及支持北京政策以工联会为首的「建制派」一直在抗争。说到「泛民」,就不能不提香港民主派的元老司徒华。其实支联会,民主党,以由数万教师会员的教协都有一位共同创建者,司徒华。但很多内地人不知道在1982年9月,戴卓尔夫人访华后转来香港,是司徒华领导的港同盟人士,跑到机场去抗议,拉横幅,声称反对三项不平等条约」、「反对续约香港」,他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但同时要实行「民主治港」。在「占中」事件中作为主力之一的「学联」,也曾经是八十年代最积极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力量。

       这些在80年代积极支持香港回归的力量后来为什么改变立场成为抗争力量的主体?简单一句就是因为1989年。198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需要我细说了。香港这股反对力量由于占领了「道德高地」,并没有随着「一国两制」的落实而消失,反而成了与「建制派」抗争的主心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很多内地人不明白,1989年发生远在千里外的事,港人为什么在接近30年后还揪着不放。近年我曾经收集并阅读大量关于1989年的资料,慢慢才开始领悟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性质。当年北京是主战场,香港就是第二战场。如果不是当年香港新华社统战工作做得成功,使得相当一部分港人开始在心理上准备回归,港人可能还是和以前一样对于在内地发生的事情抱着隔离隔岸观火的态度。

       在「中国崛起」面前,港人有点手足无措

       如果说回归以前港英政府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成功的,但老黄历在回归后就不一定是万试万灵。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维度。近年香港包括周边地区近年发生很多问题其实可以用「中国崛起」来尝试分析,南海问题,中日矛盾等都与此有关。由于中国拥有稳定而众多的人口,以及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在全球实力的增长已经表明在21世纪中国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除了美、日等大国感受到挑战,处在中国身边的国家与地区也需要顺势而为,因为「中国崛起」对于其他人可以说是一支双刃剑。如果我们以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为例,按我的观察韩国的应对是最好,香港则是应对最差的。

       1994年我开始在常驻北京工作,没几年我就注意到在我居住的地区旁边有一个望京小区。这里有大量的韩国人居住,传说有十万韩国人,是吃韩国菜的好地方。望京的韩国人主要是来京工作商人和工程师。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里面既有研究生,大学生甚至还有来读中学的学生,中学生有些是父母亲不在身边,专门来北京上学的「留学生」。后来我专门了解这些「留学生」的动机,原来是家里认为他们提早来中国学习有助于他们以后的发展。

       2012年中国有5万多学生在韩国留学,而韩国在中国的留学生有6.4万。韩国有70万人取得中国居留权,占了中国外籍常驻人口67%。韩国是把中国作为它国际化最重要战略伙伴。多年以后回望,现在不单在中国,世界上大部分角落都大肆流行韩国产品与文化,韩国人确实厉害。据《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报导,韩国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他们建立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武器。如金大中那样的政治家在1997年底上台后,他没有因为以前被打进监狱的经验,而立刻清算前朝。反过来,他强调「大同一体」反对狭隘的党派与地域观念,最终带领民众战胜了金融危机,重新整理了产业链,并使得韩国成为今天互联网的一等强国。

       新加坡是「四小龙」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并且有东南亚广大的腹地作为它的经济生态圈。但李光耀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他致力与中国搞好关系。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按照中国说法,中国与新加坡建立了「亲密而特殊」的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则是中国最大投资来源国。中新两国间主要合作项目有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等。其中,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之间最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的典范。看来在带领民众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如何顺势而为,确实是考验领导人的能力机遇。

       反观香港,我们不具备产生李光耀、金大中这样政治家的土壤;也没有韩国人的强烈忧患意识,更没有金大中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在危机面前,抛弃狭隘的党派与地域观念,带领民众走出危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特区政府、企业与港人都自我感觉十方良好,以为可以复制以往成功的经验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曾经说过:「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来鼓励港人。这句话原则是对的,但实际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香港以前曾经担当如「桥梁」角色就没有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内地一些省市通过多年的国际市场的参与还培养出比香港强的竞争力。香港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领导,一方面要说服并带领港人重新定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沟通,为香港找到新的竞争力。很明显董建华是没有做到这点。他还可以把部分责任算在碰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第二任特首曾荫权是港英官员出身,他真是「适合的人在适合时间与适合地方」出现的最好例子,可能是幸福来得太突然,没有准备好。他最大的理想只是「打好这份工作」,平心而论是他带领香港走出SARS后的困境。虽然温家宝不止一次提醒他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但他不能及时化解地产财团垄断,造成今天房地产价格再一次大幅上升,同时他的团队也没有很好管理自由行给香港市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作为第三任特首的梁振英是一位从基层出身、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士,本来应该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成功案例。他熟悉地产市场运作,在2015年他宣布的施政方针将参照新加坡等经济体的经验,把施政理念从过去的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变成「适度有为」。...他提出应首先解决地产行业垄断经济等基础性、结构性的问题,按道理是可以解决部分前任留下来的问题。但不知何解,他的民意度一直不高,上任多时,民意度没有上升,在他任期下还产生了「占中」、动乱的新常态。很明显梁振英作为领导人,他的沟通能力或者意愿不是他的强项。

       特区行政长官这个位置看来是要比当年英国派来的香港总督(港督)要求要高得多。以前的港督底下有一支只知服从的公务员队伍,港督不需要向港人负责,也不用面对今天世界这么复杂的局面。当然港督也有他的难题,是如何在保证英国的利益前提下,平衡主要来自内地与台湾的挑战。但不能否认,回归以前无论是英资还是华资财团在港督面前都是老老实实的。回归以后,特区行政长官虽然都很努力,但都平衡不了有着各种强大政治关系的地产财团与市民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领导人都没有提醒港人在「中国崛起」年代,香港需要改变,需要新的定位。由于没有心理的准备,不少港人好像一夜之间发现过去的「表叔」,突然之间都变成财大气粗的「土豪」。

       「逢中必反」的香港年轻人是如何炼成的?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是一个由香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据说他们的会员占了全香港教师80%以上。一个简单的推理,1989年以后80%成长的香港学生是受到他们影响,而教协的会员是民主派的核心力量。由于北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89年造成的鸿沟,虽然在内地已经越来越少人公开关注事件,但在香港,近年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

       在学生教育方面还有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是在2000年,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将中国历史变成不是中学生的必修科。按道理,回归以后其中一个要务是培养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无可置疑董建华本人是对国家民族有着丰富的感情与认同感,但不知道是否因为给「亚洲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还是他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通过了。我的那个年代,据说香港部分中学教历史就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样敏感问题就不用老师伤脑筋解析,免得主管教育部门的人不高兴。是不是有人自作聪明,害怕现代中国历史牵涉到国共内战和建国后的一大批政治运动不好评论?

       而中国软实力的缺失更使得问题复杂化。习近平在2014年曾经说「我们应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良好地表述中国,向世界更好地传递中国的信息。」首先说香港,左派从上世纪50年代开设已经建立庞大宣传机器,最高峰时期左派在报纸新闻媒体占了30%的市场,那是1960年时代。后由于多次政策的失误,现在左派媒体在香港还有多少市场占有率?就算是那家以香港为基地,成为全球华人新媒体的《凤凰卫视》,在香港也没有多少港人在看。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左派如何在香港逐步失去它的话语权,香港资深报人文灼非在1998年为中文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客观地说,1993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二十多年期间中国经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中国这些成就得到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赞扬。哈佛商学院我上过课的几位资深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但香港年轻人通过国际与香港传媒看到主要还是负面信息。习惯国内传媒运作的内地官员与老百姓很容易就以为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在抹黑。他们不明白国际通行新闻传播理论中,新闻记者被赋予一个「看门狗」的角色任务,新闻工作者都讨厌成为宣传工具;这里不能回避的是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在内地还时有发生,在客观上在破坏中国软实力的建立。

       在这样的氛围下,香港年轻人开始对中国的冷漠和疏离。他们中的极端份子不但讨厌内地,连带对「中国」的人民、文化、社会都唾弃漠视。他们更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更公开嘲笑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东西:残体字、剧集、唱歌比赛、中国食品、强国人……他们不单嘲笑,也完全无兴趣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近年香港的年轻人嚷着要通过参政而改变命运,他们豪气干云地要为七百万港人决定命运。但这是一群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不读历史,不了解政治背后的复杂性,如何参政!,这不正正是一个现代版「何不食肉糜」。

       港人希望维护的核心价值

       现在属于阿里巴巴集团的南华早报近期的民意调查:九成港人,怀念英治。也就是说不单只年轻人是不满当前的政局。香港出了什么问题?香港的华人当真都是崇洋亲英的贱骨头?我尝试以理性方法分析以下英国人曾经为香港人带来了什么:

 

法制

这是英国人的强项, 应该在香港成为殖民地以后就建立。

自由

只要在不危害港英政府统治权威基础上,香港人很早就享受言论、信仰、工作等一系列自由,唯独集会自由是要在·1989年以后才慢慢开放。

人权

七十年代以前是警权至上,之后在港人的力争下得到逐步改善, 政府也开始重视反贪倡廉, 建立相对公平社会环境。

民主

七十年代以前只有一点象征性民意代表在市政局,到了九十年代加速步伐发展区议会等代议政制。

经济

七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以前,社会贫富不均严重,不少港人还是生活艰苦,之后由于经济上行,大部分港人生活在八九十年代都得到大幅改善, 社会方方面面矛盾也得以缓解。

 

 

       港英政府确实在七十年代开始改善以前的管治的不足之处,再加上香港在此期间接连搭上两次经济快车,中产阶级在香港形成了并日益扩大。香港一位报界老前辈香树辉是这样描述香港这几十年民心的变化:「香港这个城市从反共(1949-1976)至迎共(1977至1989)至恐共(1990-1997)至亲共(1997-2012)又回到反共(2012至今,回归18年,特别是目前触发本港年轻人疑共恐共反共。这样子的反复变化,令人喘不过气来,回想一下也令人疲累。」

       今天北京不能还只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舞照跳、马照跑」的层次来响应港人的诉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诉求。民主、自由、法制与人权已经成为大多数港人的共同价值观。他们认为「港人治港」就应该允许港人保留这些核心价值观。他们对于内地出现的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理解,简单认为国内就是没有法制、没有人权、打压民主与自由的地方。而从2003年以后,港人看到了内地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越来越严重腐败和官商勾结,社会上不公平的地方越来越多,还有数之不尽的潜规则的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四还通过自由行传染到香港,而特区政府往往给港人的印象就是无力在巨变面前维护港人的核心价值。这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几位学者提出「占中行动」概念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么多年轻人和不少中产阶级的支持,虽然「占中」失败了,但社会被撕裂了,少数激进年轻人更公开宣传港独思想。

       港独电影《十年》得奖也是香港民心的表征,一向喜欢向强国人「抽水」的香港文化人陶杰这次分析还算是比较中肯,他认为「《十年》得奖是电影人集体反抗。最令人意外的是电影业界在中国市场已经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原来也深存反抗声音。各单位都害怕得罪北京,而影响日后在中国市场发展,但想不到一旦给金奖像协会成员不记名投票时,这些(成年)人转身是会投真实的一票,这时应该反省的是中国政府…。」

       文化与政治评论家詹德隆批评回归至今三任特首,均不明白香港核心价值,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句话说得有点重,特别是对董建华与曾荫权有点不公平。但香港人普遍相信言论自由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我们必须珍惜。不过,除了法律规限外,言论自由也应该有道德底线。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接受《南华日报》访问强调,崇尚香港独立的意见不应被禁止,并着港人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原则上我同意他包容不同的声音的观点,问题是既然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无限制地给年轻人去讨论吗?言论自由还是应该有界限。其中一个判断就是发表的言论是否造成清楚、严重和马上就会发生的后果?

       香港问题的症结是政制

       特首选举前夕,詹德隆促请香港先行「大和解」,并指(特区)政府需要承认曾经犯错。他提出香港要靠一国两制的两制,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个关键是要政治稳定,但如今有人终日撕裂社会:「如果你成日撩交拗,令到香港好沸腾,立法会里面又撕裂,立法会外面又撕裂,国际评级机构都会睇到(香港)唔掂喎。」

       正如上面的分析,特区政府肯定有不少需要提高的地方,这里既有特区政府的问题也有北京的问题?但由各路人马组成的泛民主派是否要需要重新思考他的筹略?如果不尊重一国的前提下如何有两制?但北京作为香港管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有它的独特诉求需要香港人响应。如果没有记错,在中英签订了香港回归协定以后小平说过:「英国人能够管好香港,中国人也能做得到。」客观的说,现在离这个目标有一定的差距。

       香港对于北京来说除了有无可替代的经济价值,还有面子问题,北京没有理由不想香港好。现在看来香港问题的症结是政制。香港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回归前的政制是一种双层结构:作为殖民地,香港在宗主国英国面前无任何政治权利可言,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完全不同,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治完全是纵向管制。但另一方面,在英国政府对香港实行毋庸置疑的纵向管制之下,香港又实施一种类似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横向制约式的法治,在不超越宗主国的纵向管制的框架内,实行最大限度的横向制约式的法治。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香港人习惯了这种双重结构的政制,即在政治上英国政府主导下由精英团队完成顶端设计,而在日常运作中,则尽可能地模仿西方民主社会里的自由、平等、公正。

       北京决定要收回香港时,显然对当时现行的这种双层结构政制很满意,企图简单地用中国本土的统治代替英国政府的统治,而且承诺五十年不变。问题在于:任何一种殖民地制度都必然会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九七年的回归,说不定香港也会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从英国人那里实质上完全独立出来。除非英国把香港变成英国的一部分,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让香港人拥有英国公民所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包括在英国本土的参政权,甚至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实行独立。但是回归了,却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而使这种双重结构的政制没有得到改变。于是,香港变相地变成了中国大陆的「殖民地」,历史进程中的这个烫山芋就这样被抛出来。问题就在于顶端的纵向管制和基层的横向制约这样的双层结构的内在矛盾。中国大陆实施的是纵向管制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英国实施的是横向制约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实施大陆式的政体,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如果要在香港完全实施西方民主,则无疑是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反华的桥头堡和急先锋,其结果必然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最后以闹剧收场。

       青年人具有怀疑和叛逆的天然冲动,历朝历代如此,引导得当,成为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处理不善,则损了社会又折才俊。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关键时刻的领袖人物,往往可以改变时局甚至改变时代,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者,此所谓耶?

       港人,特别是泛民主派也应该考虑务实的抗争方法;北京也应该逐步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支持特区政府更好应对港人的合理诉求,并在如何选定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方法与港人达成共识,完成邓小平的承诺;最终还是要以理服人,重建港人对香港的信心,也给世界一次机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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