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论遏阻港独

2016-05-10    中评网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中评社香港5月9日电(记者 兰忠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目前香港社会政治矛盾相对严重,主要来源于港人对政治和管治情况的不满、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年轻人上流机会不足;社会的政治分化,未来一两年会到达巅峰,巅峰以后,最好的情况是出现“物极必反”的状态;香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未来由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无可避免;现在香港还有许多人不明白,香港的未来并不是依靠西方,而是依靠中国内地和亚洲,但是香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心态,仍然是“重西方,轻东方”;“港独”没有主客观生存条件,但是“港独”成为各种不满的载体值得重视,社会上存在不满会透过“港独”释放出来,借“港独”进而表达。

       日前,中评社记者走进香港中文大学,深度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兆佳,就时下香港政经“热话”展开访问。

       经济因素可引发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

       自从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几年前,部分人士认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增长,可以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有所帮助。然而,连同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依然存有经济增长,情况较为乐观。

       刘兆佳表示,香港目前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四伏”和全球化过程倒退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经济未来几年很难会有重大起色。加上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在下滑,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过于单一。同时,面对的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未来由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无可避免的。

       刘兆佳指出,目前香港社会政治矛盾相对严重,主要来源于港人对政治和管治情况不满、贫富差距扩大与年轻人上流机会不足等。

       政治上,政治分化,对抗程度日趋严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返过来将激化政治分化和对抗。香港政改本身导致社会分裂恶化,而政改失败,令政治矛盾问题更无法处理。行政立法对抗,不同的政治派系对抗,各政治派系内部矛盾突出。

       社会上,支持不同社会阵营的市民对抗,反对派和中央的对抗,反对派和特区政府的对抗,最终演变成难以推动任何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新政策推出。即使推出,也未必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共识;即使得到共识,也未必能在立法会通过。种种“拉布”行为已经阻碍了施政,未来的日子里,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互相交织,而临近的立法会选举也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各种矛盾。

        “政治矛盾催生出了新现象——‘本土主义’的兴起。此前‘本土主义’只表明维护香港利益和香港原有价值,时下演化成了‘分离主义’、‘港独’等。”刘兆佳认为,各式各样的问题加速了社会的分化程度,加深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有的政治势力甚至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

       刘兆佳表示,如果社会和政治环境恶化,很难想象政治环境会有改善,尤其是面对临近的立法会选举,建制派的成绩不会特别理想,甚至有可能丢失席位。加上建制派本身面对新旧交替,新的一批立法会候选人知名度和民望都偏低。唯一可以扭转的局面只有反对派的人士“大混战”或所谓“揽炒”,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抵消建制派失力的可能性。

       未来一两年政治斗争仍然激烈 政治分化达到巅峰后或可重归理性

       刘兆佳表示,“港独”成为议题的机会很小,不认为届时会有多数候选人打着“港独”旗号。但部分激进反对派候选人,会不同程度的用“自主”、“自决”、“更高度自治”等作为政治口号。然而,很多时候这些口号,凝聚了部分香港人对于现状的不满,因此借机投选票给这一类候选人,以此更清晰和强烈地表达不满,并要求中央和特区政府做出改革,甚至人事变动。

       “打着‘港独’旗号的人士得到支持,不是因为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是给部分存在不满的人士提供了表达渠道。”刘兆佳认为,社会的政治分化,未来会到达巅峰,巅峰以后,最好的情况是出现“物极必反”的状态。

       “社会极度分化后,会出现某种反弹,理性与务实回归。香港民众会认为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但此情况一两年之内不会出现。香港始终大部分人都是理性、务实,而稳定就显得相当重要。香港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商业社会,始终存在着相当的理性成分,不然香港的商业社会无法运作。这此情况下,只是等待一个时间,当各种各样的斗争到达某种地步,已经不单对香港不利,更对市民不利之时,人们的危机感才会大幅上升,社会才会重归理性务实。届时,斗争的程度会减低,市民不会去支持过激的政治行动,但未来一两年,政治斗争仍然激烈。”刘兆佳说。

       “港独”没有主客观生存条件

       刘兆佳强调,“港独”根本没有主客观的生存条件。主观上,有一批年轻人,排斥与内地联系,反对普通话、简体字,反对国民教育,甚至不喜欢内地资金和人才进入香港;不仅是因为怕竞争,而且是怕香港的经济被内地进一步控制,“甚至认为内地财团和香港的财团会双双勾结”,对中下阶层进行“压迫”。在此情况下,认为解决这些威胁的方法就是搞“独立”,“自决”,或寻求“更高度自治”,但是这样的想法,是不存在主客观条件。

       客观上,香港的经济和政治越来越依靠内地和东方国家。香港未来的发展只能依靠与中国乃至亚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任何幻想香港能得到西方大力支持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对西方而言,香港的战略价值相当小,西方不会花大的力量在香港问题上。但是,香港不少的反对派人士和年轻人,还认为西方会愿意为了香港付出重大代价,并以此对抗中国,或借“搅乱”香港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刘兆佳表示,香港市民大多不赞成甚至反对“港独”,鼓吹“港独”的也只是部分年轻人,而年轻人在香港人口里占的比例很小,不足以成为重大政治势力。绝大多数香港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抱有不同程度的家国情怀,这些人觉得“港独”是“大逆不道”的分裂国家的行为,所以“港独”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存在。

  “港独”成为载体 值得重视

  刘兆佳表示,虽然“港独”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得到重视。

  “‘港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载体,令一些不满情绪得以凝聚,并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式表现出来,甚至影响立法会的选举议题和选举结果和日后的行政立法关系,进一步恶化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恶化港人和特区政府的关系,并且某种程度上有意将香港问题 ‘国际化’,争取一些境外势力对‘港独’和‘自决’的关注和支持”。刘兆佳说。

  刘兆佳强调,香港回归近20年,没有人希望香港“再次”成为“国际问题”,这是中央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事情,会更加激化了中央政府同“港独”人士的摩擦。作为一股势力,港独不可能成事,但是“港独”会触发其它事态的演变,只要社会上存在不满,就会透过“港独”释放出来,借“港独”进而表达。

       “港独”言论是否违法?

  刘兆佳认为,发表言论、表达自由的界线难以界定,法律界在“港独”主张和行为是否违法上,意见不一。有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不违法,还表示香港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约束,另外一些法律界人士则认为属违法。

  “现在问题在于,未来发生政治或社会运动时,香港是否有足够的法律手段去处理。”刘兆佳表示,现时基本法“二十三条”未立法,如果仅用过去延续下来的法律,是否可以通过检控和法院的裁决来制约到这一批政治运动人士?如果不行,反而造成了香港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形象。

  刘兆佳表示,如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香港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而香港的法律制度本身又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处理,包括香港自身无法让“二十三条”立法,且内地的法律又不能用于香港,最终将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造成极大的困难,这是没有人想见到的。

  通过舆论和民意阻压“港独”

  刘兆佳认为,未来“港独”的发展可能会呈现两种趋势。第一,将“港独”与阶级矛盾挂钩,主张通过“港独”来减少阶级矛盾。第二,将“港独”和“民主化”挂钩。“港独”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被其他怀抱其他政治目标的内外势力加以利用;在目前不稳定的环境下,会引发其它效应,或是因为与其他政治势力联系而引致重大冲突出现。

  “如果将言论自由提升到高于一切,而将所有罪行都视之为表达自由的范畴内,问题则会严重。”刘兆佳认为,立法,或是通过其他法律手段解决“港独”问题,可能是较长远的事。短期内,最重要是在舆论和民意上阻遏“港独”主张的蔓延,而对象是全体香港人,而并非单是鼓吹“港独”的这一批人。

       刘兆佳强调,要驳斥“港独”言论,阐述对香港的危害,并希望绝大部分香港人反对“港独”,将这些“港独”的主张推向边缘化、孤立化,这是现时较为可用的手段。

  到法庭上做“测试”

  “如若到了行动层面,不用理会是否有合适和足够的法律,而是直接做出检控,待到法庭上在做‘测试’。”刘兆佳认为,如果届时在法庭上发现并未有法律手段可以使用,就不会有借口不让“二十三条”立法。如果真的出现政治和社会运动,始终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出手,而内地的民意必定也将支持。

  改变“重西方,轻东方”思想

  刘兆佳表示,香港经济问题有两方面。其一,香港经济受外围经济影响较大,外围经济好,特别是内地经济好,香港一定受惠。无论香港发生什么,内地都会支持香港的经济发展,从开放“自由行”到“一带一路”,实际上,中央希望将香港的发展和内地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国际经济环境转变。”刘兆佳认为,香港不能够过度依赖西方的市场和西方的资金,随着全球化降温,区域性的自贸区出现,种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于国际性的城市往往不利,所以现在香港越来越需要加强依靠内地和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东南亚,当然维持香港与西方的联系仍然非常重要。

       长远而言,香港经济会与东亚乃至亚洲更紧密,但是香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心态,仍然是“重西方,轻东方”。

  “客观上越来越依靠内地和亚洲的情况下,主观上还是对内地或者亚洲有抵触情绪。”刘兆佳坦言,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思维,连东方机遇都拿不到的话,未来对香港会有更大挑战。

  “一带一路”短期内对改变香港经济效果不大

  刘兆佳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经济需求而产生的重大国策,要中国持续经济发展,只能开辟新的路径。开放“一带一路”中的海路要容易于陆路,而香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刚好具有优势。但是,“一带一路”是长远的大战略,短期几年内对改变香港经济效果不大。而在“一带一路”中香港应该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就考验特区政策是否有能力筹备好各方工作,令香港可以更好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

  刘兆佳表示,现时香港还有许多人对“一带一路”不明白不了解,随着香港国际地位的转变,更加需要依靠亚洲时,“一带一路”可以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但这是长远的考虑。现在香港还有许多人不明白,香港未来并不是依靠西方,而是依靠中国内地和亚洲,所以要调整这种想法。

       利用好国家“走出去”策略

  刘兆佳表示,长远而言,“一带一路”对香港非常重要,但是短期而言,用作提振香港人经济信心的条件不足。香港目前还有部分人的思想心态和现实情况脱节,背道而驰。目前“一带一路”还需要依靠工商界和民间团体更多的宣传和讲解。

  刘兆佳认为,香港要更好的利用国家“走出去”策略,让更多亚洲和内地的资金、人才、企业来香港,推动香港发展,强化香港国际地位。“要让香港人觉得,亚洲和内地提供了不少的发展空间给他们。”

  “同时,香港也可以在‘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前景,在这里之中会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我期望‘走出去’的内地企业来香港要尽量多聘用香港人,更好的利用香港和国际的联系。”刘兆佳说。

       香港未来政经环境前景乐观

  刘兆佳表示,香港未来政治经济前景审慎乐观,香港虽然部分人积累了一些怨气和不满,但是香港的发展始终需要依靠良好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对香港非常重要。未来全球处于经济低迷状态,国际政经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香港人对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忧虑会随之上升,到一定程度,非理性的情绪化,斗争心态就会减退,香港人求稳定、求真务实和理性平和的“基因”以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涵的基本元素,会救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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