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生命的价值谁去判断?

2016-03-18    橙新闻

       文|雷鼎鸣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近日香港曾有4名学生在5天内先后自杀,震惊特区政府与社会。据《南华早报》的数字,本文执笔时,今个学年已有22名年轻人自尽,与近年一整年平均才有20多人相比,数字是有所增加了。究竟这是结构性的转变,还是短暂性的特殊因素造成,目前仍言之尚早。

       人的生命是极为宝贵的,知道有人自寻短见,我们难免都会感到哀伤。世界卫生组织(WHO)把自杀看成是一种病,并在2014年出了份百多页的研究报告《防止自杀》(Preventing Suicide),详细讨论各国有关自杀的情况。医生对病人可以充满同情,但在分析病情时却必须十分冷静,否则容易令病情恶化;同理,我们对香港的自杀状况也要小心思考,以求找出最好的应变之道。

       大事渲染或有反效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2年全世界共有804000人死于自杀,因为部分自杀个案不一定进入到官方的统计,所以这数字很可能是低估了的。就以这个数字作基础,在2012年,世界上每10万人中,平均就有11.4人自杀死亡。香港的情况如何?据港大自杀研究中心的数据,1997年,香港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12.1;到2003年沙士和负资产大量出现时,自杀率达到高峰的18.8;到2014年,估计总自杀人数是893人(即平均每两三天便有一人自杀身亡),初步估计的自杀率是12.3。

       从这些数字可见,近年香港的自杀率回落后,与世界的平均大致相若(注意:上文提到的11.4是低估了的),与九七回归时的12.1也无显著差别。今年的数据会否有较大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但单凭近日的一些个案,未必能把自杀率大幅推高。若现在大事渲染,反而可能有反效果。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自杀都不会是好事,有些宗教和国家,还会视自杀为犯罪,但这也不是毫无可争议的。2006年,物理学家霍金到科大演讲,曾被问到他对自杀的看法。霍金数十年前患病发现不能治愈时,也曾企图闭气自杀,但不成功,他以过来人及毋庸置疑的智者身份发表意见,份量自然不轻。他的观点有两个部分:第一,每人都有自由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自杀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过去在不同的场合所作的有关评论,也与2006年的说法相符。有自杀的自由(包括安乐死)及自杀是错误的论述,与经济学对自杀的分析亦若合符节。

       经济学如何分析自杀?首先我们应确立生命是有价值的,人愿意付出代价以保存生命。人若是死亡,这价值便会消失,自杀则是亲手把这价值毁掉。但生命的价值谁去判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的判断者。试想若别人说你的命不值一文,你会同意吗?当然这也有例外,某些伟大的人自己做事可能奋不顾身,为人类牺牲性命眉头也不皱一皱,但人民却会认为他的命极有价值。在这里我只采纳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当事人自己才是生命价值的判断者。

       生命的价值如何量度?经济学家从前曾以未来的一生能赚多少钱作标准,但这显然有缺点,有些人已经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赚钱,但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命已无价值吗?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中早已用另一观念代替上述的标准,新的方法是看看当事人若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价去保住性命,这些代价,包括借债,但债是要自己或亲人还的。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人遭绑架,最多肯付多少赎款(假设付了钱便可保命,但有时这不一定有保证)?又或肯付出多少医疗费,以求可上手术台得回性命。

       智者也有萌生自杀时

       以此概念推导,人的生命价值绝非无限大。我们知道,若生活过得有规律和检点一些,寿命可以延长,但不少人便是不肯付出此种代价,反映出他们并不把延长生命看得这么重。有些人则喜欢高危活动,例如探险或跳伞等,这也说明丧命的风险抵不过参与这些活动所得的乐趣。经济学家便曾以不同人等肯付出或不肯付出多少代价,把死亡率改变了多少,去推算出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及拥有不同财富的各种人等不同的生命价值。一般而言,年纪大,行将就木的人自我评估的生命价值会低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我们虽然不能确知自己可活多久,但可以付出代价延长生命。多保健、验身、运动、注意营养等等都是控制寿命的工具,但并非人人都肯付出代价。例如医药费增加,便会对自己或家人造成负担;也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后生活无趣寂寞,甚或因病痛苦,生命对于他们已毫无质素,价值变零或负数。在医院中,医生往往要问清楚重病病人的家属,在危急时是否还要施救,还是只提供善终服务。不继续治疗,甚或选择安乐死,都是在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没有得到适当照顾的人,其选择可能更为简单,便是自杀了断。

       此类提早结束生命或自杀的行为,当然颇具争议性。但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而言,却是有其合理性。美国一份研究指出,在人生最后一年所用的医药费,大约是一生人医药费的22%左右,最后一个月则在7%左右,另一些研究却认为这该更高。稍为延长生命,却因而要耗掉大笔积蓄,降低了生活的质素,这是否值得?

       在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可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中,老年人的自杀率远高于年轻人。例如,在中国,15至29岁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4.2人,70岁或以上的,自杀率则增至51.5。很多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也同样是年纪愈大,自杀率愈高。此种现象,与上文所述理论吻合,年纪大了,生命的价值下降,在这些人当中,生命价值趋零的机会大于年轻人,因而自杀率也增加了。

       但上文所述较为适用于心智成熟、思想理智的人。正如霍金所言,他们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生命的长短。不过,包括世卫组织报告的多项研究也指出,绝大多数企图自杀的人,精神都可能出了问题,起码是心情极度抑郁,在此种条件下,他们所作的决定是否足够理性,令人怀疑。霍金自己显然也是十分理性的人,他因疾病而带来的痛苦非我辈常人能体会,所以他曾自杀我们也只能理解并尊重其自由,但事后连他也认为当时是错的,人总会受情绪影响而作出错误决定,而此种错误却因人死灯灭而事后无法挽回。

       世卫组织的报告也显示出,虽然在大多数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最高,但在另一些国家中,年轻人的自杀率却是高于所有其他年龄的人,印度和美国便是重要例子。年轻人有着大半辈的前途等着他们,生命的价值理应很高,出现零或负数的人数应很少,为什么在某些国家中,年轻人的自杀率却最高?我相信这主要是精神或情绪的影响所致,不应是他们理性的决定。对于这些人或部分长者,霍金论述的第二部分是适用的,他们的自杀是很大的错误。

       对于那些经详细考虑仍然决定要离开人世的人,政府干预的空间几乎并不存在。政府要针对的,应是那些生命本仍灿烂却因情绪问题而造成自杀的人。但政府或社会可做什么?

       情绪学生忽然隐没

       从几天内便连续有几宗学生自杀的个案看来,他们之间互相模仿的机会很大,世卫报告中也指传媒煽情的报道会对自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香港要传媒自行克制恐怕不是易事,就算主流传媒肯合作,网上媒体或社交网络也不会买账,我在报上读到中大精神病专家李诚教授的访问,他的一个观点我不但认同,甚至是时常挂在口边的。

       网上平台的出现,表面上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网民可以自由接触到更多不同的观点,但实际效果可能刚好相反。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与己意见不同的人,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使我们较易学到包容,但在网上的虚拟世界中,因为大家往往不知其他人是何方神圣,自己的身份藏而不露说什么也不用负责,言词较为偏激,互骂是常态,容易党同伐异,慢慢地只愿沉溺于一个同声同气、相对较安全的小圈子中。这种小圈子不但使他们的思想更封闭,视其他人的观点为充满邪恶的阴谋,同时也会太受自己常到访的平台的言论所左右,失去独立的判断力,一旦煽情的自杀新闻遇上感到挫折的人,后果不堪设想。

       政府有能力改变网上的生态吗?我很悲观。某些主流媒体可能会愿意减少煽情报道(每年近900宗的自杀案也不见得宗宗有报道),但并非每个媒体肯这样做。减少社会怨气吗?这可能有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近十多年来怨气增加了,但自杀个案却从2003年高位逐步下降至平稳,这显示怨气对自杀的影响并不大。教育局多派心理学家或社工到校园辅导?这或许有效用,但我从前管理过科大商学院数千名本科生,也遇过好些情绪低落的学生,甚至是自杀的个案,感到最难解决的是,当某学生出现了情绪问题时,他很可能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有资格及专业知识辅导他的人未必察觉到他的存在。

       我相信朋友或亲人的帮助作用可能更大。1967年香港暴动过后的几年,港英政府突然用上大量资源鼓励学生参加唱歌比赛、舞会、夏令营、工作营等课外活动,以耗尽他们过多的精力,但效果之一便是健康的群体活动增加后,学生朋友多了,也变得更快乐一些。今天特区政府或许也可参考此故智,朋友是减少自杀的重要因素。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转自橙新闻,原文请参见

       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6/03/16/0100296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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