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

2012-10-06    沈祖尧先生网志http://www.vco.cuhk.edu.hk/js_blog/

       作者:香港中大大学校长沈祖尧医生

       1959年。我在香港出生。在一个英国殖民地成长,我在一家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最具殖民地色彩的中学毕业,我校的校徽甚至乎配有皇冠图像。中学毕业后,香港大学取录了我,港大是一家由英国政府建立的大学,致力培训学生操一口流利英语,以备将来投身公务员团队或与英国商人做生意。当我离开校门时,我对中国内地的认识近乎零。

       1982年。父亲带我和弟弟一起回到上海探望祖母,这是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父亲向我指出那家一度为祖父拥有的饭店,他对我说上海除了年长了四十年之外,跟他在二次大战离开时根本就没有两样。及后,我跟表兄弟见面,我感受不到我们同属一个家族。我们乘船展开上海至苏州之旅,原以为此乃探索锦绣河山,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良机,可惜船上的卫生设施,挤拥不堪的船舱,再加上那些食物,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也不属于这个国家。

       1983年。我自医学院毕业,跟数字同学加入一个多国籍的学生小组往欧洲去。是次旅程,有来自十个国家的学生。在瑞士的时候,当我们欣赏一场民歌表演之际,表演者建议为每一个国家献唱歌曲。他们邀请不同国籍的学生,当听到代表该国的歌曲时从座位站立起来,接受观众的热烈掌声。这一刻我暗生疑窦,不禁自忖:我该在人家唱出英文歌或中文歌,还是台湾歌时站起来?我产生了身分危机,感到异常尴尬。

       1985年。我在韦尔斯亲王医院当初级医生。我被派照顾一名肾衰竭及心包渗漏的病人,在紧急情况下,我替他插喉,透过一个紧急救护袋,为他泵入氧气。我也在他的心脏,插入一枝针,从心包抽出液体。他的血压开始上升,并且从新呼吸,但加护病房却拒绝收症。翌日,我被嘲为「蛮牛」(过于鲁莽),并被批评在没有加护病房专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喉。我如梦初醒,深深体会医院的医生分三个等级,高高在上的是一点中文也不会说的外籍医生、中间是不说地道的中文(或装作不懂中文)的中国籍医生、最下面是那些操流利中文的中国籍医生(包括我)。我心里不禁慨叹: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竟然成了二等公民。

       1986年。我跟数字朋友以游客身分组团游览北京。我们参观了万里长城,明白我们是好汉之后。我们去看卢沟桥,听到日本人如何开火,发动中日战争。我们见证夏宫(圆明园)的颓垣败瓦,想象当时的中国政府如何给八国联军包围。其后导游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中学生,在没有要求得到一分钱回报下,下课后就帮忙筑建人民大会堂。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中国人。

       1987年。当北京和伦敦讨论如何让香港顺利回归中国时,过去被认为是英联邦一员的香港居民,被赋予一个特别的身分,称为英国属土公民(海外)或简称为BNO。此国籍没赋予港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居留权。持BNO的人士,只享有自香港至英国为期6个月的免签证待遇。英国公民之门关上了,我有被出卖的感觉。

       1988年。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当我在看乒乓球的总决赛:中国对南韩,我为中国队喝彩欢呼,当中国队勇夺金牌,我差点儿下泪。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运动员邹市明成为了首位在男子轻蝇量级拳赛中赢得金牌的健儿。在赛后,他围上中国国旗并说:「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2008年。汶川大地震夺去了十一万同胞的宝贵生命,一百九十万个家庭被摧毁。我带同逸夫书院的学生,往北川探访受伤及流离失所的居民。当我抱着那些被逼截肢的孩子,当我亲眼目睹地震后,灾后创伤症候群的受害者,我深深感受到骨肉之亲的苦难。

       2010年。我带父亲重返上海,上海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大都会。我们重访当年祖父拥有过的饭店,父亲指出他小时候玩耍的那道楼梯,当他看到饭店已成了历史文物,他的眼晴泛红了。我知道这叫做,「落叶归根。」

       2012年。我看见香港人跟内地游客,在上水港铁站打斗起来,港人挥舞殖民香港旗帜,升起一张海报宣称「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他们叫嚣:「我们是香港人。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的心下沉了。

       若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又是甚么人呢?在我们的基因内,每一样东西都是与中国血脉相连的—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对食物的偏好、对音乐、对文化的情怀…我不能,也不会,否认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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