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 乃是香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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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10月7日电/香港历史研究者、香港岭南大学高级讲师邱逸在中评社发表专文。作者强调:“不要以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能扭转颓败,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意识上,经济好不好都不能够缓解这种病态,还是会好了伤疤忘了疼;香港经济这几年好了,一些港人便‘吃了奶又骂娘’。对付幻想的最好方法是让部分港人认清事实,“去殖民化”是香港当务之急,是香港摆脱现在沉沦困局的唯一方法。”文章内容如下: 

  这阵子的热门话题,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提出,香港不仅没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这话题把本已壁垒分明的舆论战场刺激得更为炽热,论者多在“殖民地化”、“中国化”“依哪一条法去殖”等问题上插科打诨,大抵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今天,我想把重点放在更宏观一点:为何有为数不少港人迷恋殖民地,甚至美化殖民地历史?简单的想法是那些人“犯贱”、“软骨头”云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香港存有不少对殖民者公然感恩戴德的人,这是世上罕有的,断非简单的归边可以说清的。

   2003年,我曾在文章中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去容形香港和英国的关系。失去香港,开启了中国割让国土的恶例,成了屈辱历史的起点。但另一边厢,没有《南京条约》,就没有香港。香港也的确充当英国势力进攻华南的桥头堡,它和母体在从属上分道扬镳后,发展上也南辕北辙。开埠后,19世纪香港的财富增长主要得益于三方面:转口贸易、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香港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后面两个不光彩的贸易。

       香港既成大陆逃难者的避风港,又是殖民者加害母国的帮凶,形成了“中国愈衰败,香港愈繁荣”的怪现象。形象地说,香港的发迹是人质帮着劫匪抢夺,从中分得了微薄的贼赃。部分港人对殖民统治自是没有抗拒之心,而他们自始也发展出一夺扭曲病态的、助纣为虐的历史观。 

  问题的复杂更在于殖民者──英国是来自工业文明,国家更强大、财富更多、制度更先进、观念更文明,这非农业社会的大清可比,故才有1923年孙中生到访港大时所说:“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之语。对整个中国来说,英国既是魔鬼,又是天使。但对香港来说,英国魔鬼一面淡化了许多,港人还因英国剥削中国内地而得益,而且,还有一重恩德:给南下难民容身之所。 

  战后,这种历史观更因三大因素而更为扭曲: 

  第一,香港借着中国内地闭国、大量难民南来占得产业转型先机,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所有在八十年代回乡省亲的人,都会以来自香港而感到非常光荣自豪,来自殖民地不单没有羞辱感,还是一张耀眼的名牌,是优越感的所在。 

  其次,今天的香港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因内地种种天灾人祸而逃来的难民,他们和后代有了这种先苦后甜的经历,对母体、对大陆总有种种复杂的感情:有恨其不争的、有民胞物与的,也有羞与为伍的。 

  第三,港英政府长期抑压、修改中国历史教育,一是使之“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即压抑和化解可能挑起反殖民族主义的学科内容;第二是“去处境化”(decontexuatlization),透过课程内容的编排,刻意解构课程的整体性,削弱民族情感元素,从而使其失去原本可以体现的民族主义影响。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国际媒体微妙的操弄下,拿着高薪厚禄为殖民者效劳、对香港民主自由毫无贡献的人为何会被称为“香港良心”了。而在简单肤浅又黑白分明的“民主/专制”理论划分下,本应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七月一日,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回归前泡沫经济下的好景又刚好在回归后不久爆裂,结果,对一些港人而言,“七一”不仅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反而是香港衰落的象征。 

       更吊诡的是,回归前,港人即使有着或多或少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民族认同是清楚而坚定的,即使是最顽固的民主派,也只是说“爱国不爱共”等,“爱国”是港人的最大公约数。但回归后,特别是去年占中后,“迷殖”、“反中”,“本土”等怪论四起,成了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竟会比殖民地时更“迷殖”,更“去中国化”,背后的原因更叫人深思。 

  我认为问题出在香港回归时,没有在三个最重要的层面“去殖民化”:公务员、传媒和教育解决问题,以为换了国旗、驻上军队就万事大吉。 

  九七年回归后,政府官员几乎全部留任,好处是政府运作顺利过渡,坏处却是殖民思维也顺利过渡,本来这应是权笡之计,但日后却成坚定政策,这方面后患无穷。一方面,它在精神层面到了肯定殖民统治的作用,延续了既有势力,而新生代的价值观必更为混乱;另一方面,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和英美的关系纠缠不清,他们的下一代几乎都在英美受教育,既充当了人质,又在价值观上倾向英美的所谓普世价值,这些公务员制定和执行政策,又有多少会站在爱国爱港立场去考虑问题。

  回归前,殖民政府不会放任传媒畅所欲言,它通过牌照、税收、放料、新闻法和公安法等多种手段“监管”传媒,使传媒不会对殖民攻府的界线雷池半步。回归后呢?特区政府好像只有捱传媒打的份儿,传媒把言论自由放到最神圣位置,并以此为四处攻击的凭借。靠公帑维生的香港电台成了民主派的助选员,“占中”的鼓吹者,“反中”的宣传机器。而一些法轮功的宣传刊物以免费报纸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在闹市派发,出入自由。特区政府放任这些非法传媒大肆造谣,结果是在反政府的传媒加上社交网络的合围下,政府在舆论战场上惨败,施政瘫痪,寸步难行,并成众矢之的。 

  最后就是教育,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章太炎也有“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所以历朝当政者都是把历史的解释权紧握在手上,英国人如是,但特区政府做到殖民政府百多年来做不到的事:阉割了中国历史教育。在回归前,初中中国历史科是港人子弟较全面学习中国历史的唯一机会,亦是那时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石,但回归后的初中,在强调校本课程发展、课程综合统整的影响下,学者梁一鸣指出,“当前的初中中史教学问题造成了课程的虚有化,初中中史的独立性、必修性大打折扣,可以为学校随意删减。”此外,现在不少学校的初中中史教育,有把中西史合并的倾向,美其名是教学能做到“同一个时期,世界各国同时进行的各种活动。”可是,真的施行起来是使历史教育更破碎、更片面、更沉闷。文明以两河流域为始,到希腊,再到夏商周,这段时期较易处理,因为各文明间的起落易于区分,你方唱罢我登台。 

       不过,再往下去,问题便来了,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476年)和秦汉朝(公元前221年—220年)的历史有所重叠,那我们究竟仍以时间为轴线,还是以文明为分界?而这问题愈往近代愈见严重,到18和19世纪,欧洲各国并起、非洲美洲殖民地竞逐、中日韩历史的转折,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讲解“同一个时期,世界各国同时进行的各种活动”?结果,回归后学生的史识有多高,民族认同有多深,从他们去年在“占中”上的种种行为和言论,不是明证吗? 

  假如中国内地永远是弱不禁风的清末,或是军阀割据的民国,那个“中国愈衰败,香港愈繁荣”的规律可以继续书写。然而,自内战结束后,百废已兴,百年来的屈辱史终于掀过了,特别是踏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内地经济全面起飞-----历史上,香港人首次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内地。过去五六十年来,香港社会都是在俯视中国内地,香港发展更好更快更现代,也自觉更文明。但这种俯视在过去十年无以为继,反而要倚靠他们看不上眼的人来救经济,内里的滋味,冷暖自知。所以,部分港人只能在心理上把自己打扮得更文明、更普世来重建这种优越感,并从各方面来突出“我”跟中国内地的不同,一方面是一种阿Q的胜利,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唱衰中国内地,形成病态的、反中的本土认同。 

  这样下去,香港必然自绝于中华,自成孤岛,一个凉薄又与十三亿同胞隔阂的孤岛,其举目无亲、自找麻烦可以想见;一个天然资源缺乏的自由港自我封闭了,其经济衰落、自行边缘可以想见;一个没根没历史的城市,其价值混乱、认贼作父也可以想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不要以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能扭转颓败,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在意识上,经济好不好都不能够缓解这种病态,还是会好了伤疤忘了疼;香港经济这几年好了,一些港人便“吃了奶又骂娘”。对付幻想的最好方法是让部分港人认清事实,“去殖民化”是香港当务之急,是香港摆脱现在沉沦困局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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