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成科 

房屋问题是香港市民最为关心的头号民生难题，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四点希望”中，更是将“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列为“香港最大的民心”的主要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将解决“住”的问题，作为本届特区政府施政重中之重。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香港市民的最大诉求就是安居，房屋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要推动人心回归必须满足市民的安居需求。新一届特区政府对此做了不少工作，但现时香港安居问题却面对几大挑战：

一是没有整体的安居愿景指标。不少大都会都有设立人均居住目标的指标，从而在房策上作出配合和落实，香港却一直缺乏有关指标。

二是政府手上没有地，发展程序繁复，收地困难重重，新发展区土地由规划演变成可供建屋的“熟地”，最少需时14至15年，赔偿机制缺乏吸引力。至于靠填海造地远水难救近火，在市区内觅地更是杯水车薪。

三是建造能力不足，多项大型工程未能按期完工，工人数目不足更是致命伤。扎铁工人等工种长年人手短缺，就算以高薪招聘亦未能吸引足够新人加入，连带影响公屋兴建进度。

解决市民的安居问题，必须有全面的规划、全方位的统筹、全力以赴的决心，更重要是要有全力改革思维，去突破香港房屋问题的重点、难点、痛点。其实，对于香港房屋问题的症结，各界知之甚详，但为何安居问题却纠缠香港多年？关键就是缺乏改革的意志，对于房策往往只能小修小补，甚至不时因为经济周期而影响安居工作。

要突破香港房屋困局，中央已经开出药方，就是锐意改革，创新机制，三中全会《决定》针对居住问题，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当中方向同样是以改革解决居住问题。

“㓥房”、“笼屋”所反映的房屋问题，不是今日始，在港英时期已经出现，但当时还可归咎英国人因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没有迫切动机解决有关问题，但现在已经回归27年，㓥房、“笼屋”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不断恶化，基层市民上楼难，贫者无立锥之地，在香港这个日进斗金的国际大都会，无疑是一大耻辱。对于进入“由治及兴”关键阶段的香港，如果安居问题依然解决不好，依然是劣质㓥房遍布各区，又何来“治”和“兴”？

解决安居问题，香港不在于无地，而在于没有全面改革的决心。香港是无地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要说2400公顷祖堂地，以及超过4万公顷的郊野公园，只要拿出一丁点来发展，已足以解决数以十万计市民的居住问题，就是可供重建的旧公屋、旧区、现时闲置的工厦、学校以及具有重建价值的闲置用地，也不知有多少，为什么放着这些土地不用？为什么不肯加快这些土地的改划重建工作？当中根源正在于没有大刀阔斧的决心，没有全面的安居规划，未能以改革的理念和决心，改变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急造地、穷于应付”的困难被动局面。

破解香港安居，需要有改革理念和决心，也要有深入研究。由香港文化协进智库最新出版的《香港安居工程》，是少有全面分析香港安居问题专著，针对房屋问题的难点、堵点、痛点，作出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当中主要有三大建议：

一是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是重点。“住大些、住好些”，是最多香港人的期盼。书中提出订立提升人均居住面积的目标：将人均居住面积由现在的161平方呎增至200平方呎，并建议开发新界及郊野公园边陲、帮助青年安居与老人安居、分开公私营房屋市场及争取中央安排央企为香港援建公屋。

二是缩短公屋轮候时间是痛点。由于公屋轮候时间持续大幅延长，何时能够缩短至3年的施政目标，成为特区政府房屋政策的痛点。本书提出加快公屋重建的政策与措施：争取10年内启动重建12条屋邨、善用“组装合成”等高端技术加快建屋进度、善用“简约公屋”作接收屋邨、推出“发展商参建计划”、房委会与房协整合双方土地资源展开重建、尽用地积比及放宽高度限制。

三是旧楼重建拆除“炸弹”是难点。负责旧区重建的市区重建局面对亏本，难以为继，旧楼重建前景不明，急速增加的高龄旧楼尤其是高龄“咸水楼”，更是香港“计时炸弹”。本书提出推动旧区重建整体政策与措施：每5年启动750幢旧楼重建、明确规定市建局负责重建非以盈利为主要考量、政府注资市建局成立重建专项基金、实行跨区地积比转移、“同区7年楼龄”补偿机制需检讨降低但暂不宜改动、放宽旧楼强拍门槛、放宽地积比提升高度、创新公私营协作模式等。

这些政策建议对于政府官僚系统，或许是太过大胆，成本太高、难度太大、牵涉面太广，总之必定找出各种难度和不可能，从而继续原来的小修小补一套。书中政策建议可能是有点进取，但改革关键一点就是解放思想，破除思想的条条框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改革什么？

作者为香港文化协进智库高级副总裁、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