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十四五”期间，国家经济总量跨越13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大关，预计今年将突破140万亿元，5年增量逾35万亿元。于新冠疫情、关税战等外部冲击下，国家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去4年经济年均增速达5.5%，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充分彰显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潜力，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注入确定性。
国家五年规划对港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践证明，国家五年规划具有很强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性，对香港同样有重要指导意义。“十四五”规划首次为香港确立“八大中心”定位，八大中心的全面定位不但彰显香港之独特优势，更为香港发展多元产业和经济升级转型指明路向、提供空间。这几年香港经济能够稳中有进、逐步重回国际舞台中心，与“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有直接关系。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亦是“十五五”规划编制之年。香港于国家“十五五”规划中不单不能缺席，更应主动参与，向中央提出香港的产业发展建议，聚焦优势产业谋篇布局，针对地制订香港未来5年发展大计，这应是新一份施政报告的重要内容。
五年规划是中国大陆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主要规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等，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五年规划亦是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工具，当中分为国家、地区省市和个别专项规划，一般主要谈论的是国家层面规划。五年规划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存在差异，过去不少外国人总是惊讶中国的五年规划，为什么总能超前形成对发展方位的准确判断？为什么总能达到规划定下的目标和成效？有些人更阴谋论地认为，当中是否存在造假？
中国的五年规划早于1953年已开始制定，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编制和实施的9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单从经济总量来看成果尤为显著——“六五”（1981至1985年）之初的1981年为4930多亿元，到现在已跨越130万亿元。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实力、国防、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全面提升，这正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所达成。
五年规划非“拍脑袋”制订
五年规划之所以能够发挥强大指导作用，当中根本一点是五年规划不是“拍脑袋”制订出来，而是有科学的制订体系。新的五年规划建议，一般会在实施中的五年规划收官之年制订，历时约数月，其间广泛听取各地区各部门、专家学者智库、基层及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还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建议，最大程度汲取意见、凝聚共识、搜集数据，在规划建议文稿逐渐形成对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的分析预判，并形成对未来5年发展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的安排部署。规划完全建基于科学、调研、数据，而不是民粹、选举政治或政治口号。
五年规划的出台，既有中央的有力统领，也有全国各界意见的采纳，从而形成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规划发展建议，是一个科学、超前的规划。就如“十四五”明确要求推动国家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得以推动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4%，同时将创新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去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增量达1.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至2.68%，已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杭州六小龙”等创新企业的出现，绝非偶然。这些部署事后证明具很强前瞻性和指导性，为国家应对外围经济动荡注入强大信心和定力，也说明国家五年规划是讲得出、做得到，也做得好。
“十四五”确立香港为8个重点领域的发展中心，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空枢纽、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以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这八大中心的提出，不是泛泛而谈，背后都有深入研究，更有各项政策出台和配套，例如今年5月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就是明显例子。
不能等待中央规划应主动参与提建议
当前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工作已经启动，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官员，都开始就“十五五”规划开展调研和酝酿。香港是国家五年规划的受益者，更不能存在等待中央规划的心理，而应主动参与提出建议，包括全面检讨八大中心的推进成效、有哪些可以加快和完善、有哪些需中央进一步支持和配合、香港下一步应聚焦发展哪些优势产业等，都需要香港主动提出。特区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既是第一责任人，自然应负起规划香港长远发展的重任，需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但一个现实情况是，香港一直缺乏主导规划发展的传统。回归前港英政府是以“过客”心态对待香港，将香港形容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对香港没有长远打算，自然谈不上经济、社会、民生发展规划长远愿景。加上港英政府在经济上奉行“积极不干预”自由放任政策，基本上没有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推出产业政策，将主导经济的角色交给市场，政府只发挥辅助作用。所以，在原港英政府管治架构中，也没有专责部门主导规划与发展。这样的传统于回归后亦一直沿袭，需要通过改革去突破。
施政报告忌“数白榄”应聚焦分主次谋篇布局
每年的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不应是政策流水帐，“数白榄”式将各政策局的工作罗列一遍，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而是政府重点施政蓝图，不用贪多，但应聚焦，有重点有主次、有谋篇有布局、有当下有长远。推动香港长远规划，正是重中之重。做好香港长远规划，既需要有特首政策组等高层研究机构，亦需要成立高阶的跨部门委员会协调推动落实，前瞻地研究国家发展方向，结合香港优势定位和产业，针对地制订香港未来5年发展大计，与“十五五”规划对接。这些工作，理应在新一份施政报告里体现。
作者是香港文化协进智库高级副总裁、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