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以来政治法律领域成就和经验

陈弘毅

习主席“七·一”讲话关于香港法制的部分，显示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是“一国两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习主席讲话中两次提到普通法，包括在强调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时，提到保持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这是对回归后普通法制度在香港实施的高度评价。

“一国两制”的广义说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法制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包括不同类型的法治，内地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香港实行普通法传统下的法治。

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香港的法治制度，就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治制度。回归后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但在绝大部分法律领域，原有的普通法制度仍然继续运作。基本法本身也对于普通法制度在特别行政区的保留和发展, 作出了详细和完备的规定。因此，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在回归以后得以持续发展，香港法院尤其是特区终审法院的判例，有时会被其他普通法地区的法院引用。有些声誉超卓的海外法官担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参加审判，反映香港与其他普通法区域的法治联系，也反映这些海外法官对香港法治的信心。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争端解决和仲裁中心受到国际投资者欢迎，不少涉外商业合同明文规定，适用香港法律，若出现争议便在香港进行仲裁。此外，回归后香港三所大学的法学院持续提供普通法传统教育，为香港和内地培养法律人才。

回归后香港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说明香港法院如何继续参考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判例，但这些判例对香港法院不具约束力，而且香港法院可以根据香港的独特情况，发展出不同于英国的普通法规则。在这方面，最有名的终审法院的案例包括有关土地法的“中誉公司案”（2009年）和有关刑法的“陈锦成案”（2016年），在这些案例中，香港法院选择不适用英国法院的某些判例。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2月根据基本法第160条作出的决定，也规定回归后，就香港原有法律的适用来说，须作出必要的变更和适应，以符合香港的新宪制地位和基本法的规定。这个原则在2011年的“刚果（金）案”中得到实施。在案中，香港原有普通法的“国家豁免原则”是一种“有限豁免”原则，但在回归后因应新的宪制环境，改为“绝对豁免”原则，与中国内地保持一致。

回归后香港法制的一个重要转变，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根据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香港没有立法解释的制度，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可解释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香港回归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共五次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阐述了全国人大释法在香港法制中的地位。有关判例法指出，人大释法的权力并不限于终审法院提请其释法的情况，人大可视乎需要，随时颁布对基本法中任何条文的解释。考虑到中国立法解释制度的运作情况，法院指出人大释法不但可解释在字眼上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基本法条文，也可对基本法条文的内容予以补充。此外，法院认为人大释法的效力可追溯至基本法生效的时候，因为释法所解释的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此外，就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来说，根据终审法院在“黎智英保释案”（2021年）的判例，如果有关法律符合基本法第18条规定的条件，香港法院将不会就这部法律的具体条文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审查。

最后我谈谈特区的政制发展问题。基本法原附件一和附件二只规划了特区成立后的头十年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在此以后，选举制度是可以修改的，而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所谓“双普选”。在回归后，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出现不少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通过释法设立了“五部曲”的制度，之后，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行政长官都根据“五部曲”程序提出了选举制度改革方案，2005年的改革方案被立法会否决，2010年的改革，由于在最后关头特区政府同意大幅度修改原方案，终于在立法会通过，在立法会里增设五个所谓“超级区议会”的议席。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定出了普选时间表，行政长官可在2017年由普选产生。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遭到“反对派”的反对，最后2015年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

2019年“修例风波”暴露了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中央于2021年修改完善选举制度。习主席在5月30日会见新当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先生时表示，新的选举制度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我认为这个选举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同时有利于落实行政主导。这些原则在特区原有的选举制度中缺乏制度性保障。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谈到“一国两制”的前景时，也同样使用了“长期坚持”的表述。我认为正是由于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的政治制度能够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才能长期坚持，两者的长期坚持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