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末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共产党自创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揉合了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情、并切合世界发展大势的发展战略。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满载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它由于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使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但却仍然富有参考价值。

按照我个人的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满怀自信、心态乐观、实事求是、理性务实、灵活应变、趋利避害、善抓机遇、定力充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明晰机遇和挑战，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辨识大趋势。它紧紧咬住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清醒知道国家的强项和短板，绝对不受教条主义的制约，不为意识形态狂热所左右，不会因为外部批评或压力而退缩，也不会因为出现短期波折而放弃或改变，反而通过不断改进而使之能行之久远。

“一国两制”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更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既然“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色之一，则“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也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首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一国两制”也是迄今在世界上和历史上一项独一无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尽管古往今来在有些国家或社会内存在一些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差异，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同时存在着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的地区的事例却是绝无仅有的，“一国两制”在人类历史上可谓一项创举。饶具意义的，是制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将社会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最进步和优越的社会制度，也是人类历史的归宿，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代表阶级剥削的腐朽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从务实角度愿意让香港的资本主义在回归后继续下去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当然，在“一国两制”下，社会主义是主体，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香港的资本主义亦绝对不能损害内地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先生对此立场非常清晰和坚定。他郑重指出，“一国两制”必须先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为前提。他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又说：“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他进一步告诫说： “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第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一国两制”的另一个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特征是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勇气和胆色，而这个勇气和胆色则来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高度自信。中国共产党坚信，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邓小平先生对此非常清楚。他强调：“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麽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麽做过？”邓小平先生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的关系说了一番发人心省、也振聋发聩的话。他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色，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

第三，“一国两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务实的本质性特征。事实上，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都秉持理性务实的态度和手法。从本质看，“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回归前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在回归后的延续。中国政府不但不急于收回香港，反而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和英美两国之间的矛盾来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围堵和封锁，而香港这个独特作用在后来中苏交恶后苏联力图窒碍中国发展的环境下更形重要。“一国两制”的目的就是要在回归后保持香港对国家的价值，让香港在中西方关系比较良好的大环境中，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先生坦率说道：“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又说：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互让互谅”和“互利共赢”。中国政府明白到英国人既不愿意把他们手上的“会生金蛋的鹅”拱手交换中国，必然会千方百计阻挠香港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与此同时，香港也有不少人强烈抗拒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所以必须要稳定香港的人心，防止人才和资金的大规模流失。要与英国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并争取他们在为时十多年的过渡期内不搞阴谋和破坏，亦必须要让英国人、香港人和外来投资者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方案。所以，即使“一国两制”是一项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重大国策，但为了达至和平统一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愿意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互谅互让”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协商解决问题。对此，邓小平先生态度十分清晰。他强调：“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麽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而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的确，“一国两制”充分照顾了投资者的利益和缓解了香港人的顾虑，让“一国两制”能够顺利推行，也让香港的繁荣稳定得到制度和政策的坚实保障。

第五，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怀自信，因此相信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亦如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备受发展中国家的崇敬。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来自西方国家的胁迫而不得不采用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吃尽苦头，因此对中国采用非西方发展策略而取得成功倍感欣赏，纷纷希望能向中国取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就“一国两制”而言，邓小平先生自豪地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他也相信，“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诚然，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特殊安排，“一国两制”在其他国家和社会难以仿制，但却并不妨碍其原则和精神成为“普世价值”。事实上，不少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的宗教、民族、语言、文化、发展水平等差异采取更务实与宽松的处理手法，或者对一些地区授予更高的自治权力，从而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稳定，都与“一国两制”背后的理念若合符节。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纠正和修复的能力。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一国两制”都是理性务实的策略，则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这个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具体政策和措施可以因时而变、因势而改，绝对不能受制于条条框框。起初，改革开放面策略是在一个中西方关系不错、和平与发展乃世界局势的主旋律以及中国处于绝佳的发展机遇期的情况下制定，因此外来投资、基本设施建设和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至今天，在全球化退潮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遏制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中国不得不对改革开放策略作出重大的调整。当然，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的根本国策，但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却成为了新时代下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要素。香港的情况也一样。尽管“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基本上可算成功，但若干深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香港内外敌对势力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威胁越来越大。过去十年，在内外敌对势力的策动下，香港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动乱和暴乱。

事实证明，香港特区政府无法单独“止暴制乱”和妥善应对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如果中央不果断出手，行使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拯救香港于水火，恐怕香港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连带“一国两制”也要泡汤。其实，邓小平先生早就预见到香港遇到严重麻烦，而中央必须出手相救的情景。他估计，“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又指出，“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对香港内外敌对势力，邓小平先生更提出严厉警告：“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麽办？那就非干预不行。”最近两年，中央制定了港区国家安全法和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平息了香港的暴乱、恢复了香港的稳定和秩序、阻止了“反中乱港”分子进入香港的管治架构，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印证了邓小平先生的预言。

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能够行稳致远，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将要对香港的制度和政策作必要的重大改革和改善，并出台一些重大举措，让缠绕香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得以解决。换句话说，要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但却并非要推倒香港的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语重心长指出：“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

无论是港区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和选举制度或者积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都是“一国两制”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的显示和实现，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潜能和特征。

我相信，“一国两制”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在往后“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将会继续发挥让其行稳致远的作用。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