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为过去25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成果作出回顾总结，亦为处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这一关键阶段的香港前瞻性地提出四点希望，值得广大市民关注和细读。

　　我们可以就习近平2017年在回归20周年大会和今年在回归25周年大会的两次讲话作出比较，看一看5年时间后的内容变化，自然就能看出这一次发言传递出什么新的讯息和要求。

　　习近平在回归20周年大会的发言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谈及过去20年来“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成果，而当中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回归后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第二是回归后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第二部分，习近平为“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并寄语新一届（第五届）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而回归25周年大会的发言则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同五年前的讲话一样，先总结三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成果。第二部分则“温故知新”，指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四个必须。第三部分的“四点希望”则是整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扼要阐明了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

　　保持独特地位

　　在“一国两制”的成果方面，25周年讲话比20周年讲话多出一点成果，就是通过制定《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中央全面管治权亦得到体现。这一点未有出现在20周年讲话中；与此同时，当年的讲话所点出的“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亦在今年的讲话中不复见。

　　在20周年的讲话中，谈论香港的内部问题属于“点到即止”，仅以一段概括。25周年讲话则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所谓“必须”则是已经实现而须长期坚持下去的东西，亦为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提出充分的论述基础。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外国人甚至香港内部都有人怀疑“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而习近平则以“大白话”清楚说明，以“一国两制”是“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的新论断，阐明中央在这方面的清晰立场和取态。

　　在四个必须之中，前三个必须都与宪制性安排或与政治制度相关，分别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这些事宜属于“一国两制”事业的关键部分，在今后的未来必须继续得到充分落实，即““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

　　至于第四个必须，“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习近平亦作出相当具体的解释，表示“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属于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并给予港人和国际友人充分的信心，中央政府将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这些独特地位和优势。

　　而25周年讲话的“重头戏”明显就是后半部分的“四点希望”，而所谓的“希望”，就是中央点出香港在这些方面仍有待提升的范畴领域。四点希望分别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准、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而这四点具有清楚的先后逻辑关系。

　　在落实《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后，社会上不少人指出，下一步就是要聚焦经济民生问题，而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又离不开特区政府管治水平的提升。不论是引领经济结构的转型，抑或是增强市民的幸福感，政府治理水平是个中关键，不可缺位。

　　就第一点希望，习近平表示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迫切需要”。如此直白的表述以往极少出现，亦透露出中央对港府回归以来的管治水平并不完全满意。习近平除了要求港府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谋划香港发展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港府“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是香港的特色，自由港是香港的标志，政府的引导功能相对有限。然而，在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大环境下，加上香港本地深层次矛盾愈发尖锐，今后特区政府既要肩负起更大责任，又要用好香港的市场活力。如何真正做到“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和“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是对未来港府的一场重大考验。

　　分享发展红利

　　第二点是希望香港不断增强自身发展动能。除了鼓励香港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外，习近平更提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笔者多次提到，香港的经济结构狭窄，缺乏新经济增长点，利益格局相对固化，导致多年来经济发展相对疲弱。今时今日，金融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23.4%，而地产相关行业（包括建造业、地产交易等）亦占本地GDP四分之一左右。换言之，金融和地产两大板块已占本地经济活动的一半份额。

　　金融和地产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难容纳“新玩家”。如果我们比较富豪榜过去20年的变化，香港基本上是“变化不大”，而且有两个特征：一、绝大部分富豪都涉猎地产行业，甚至以地产“起家”；二、为数不少的富豪都是大家族的后人，富豪榜出现的变化更多反映“子承父业”，而非反映经济结构的调整或创新。

　　在内地，富豪榜排名不断变化，而且变化能够较大程度上反映经济出现了新增长点。即使在美国这种较成熟的经济体，以及采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国家，新企业家成为世界首富，亦同样代表着背后新一批产业的崛起。要提升发展动能，香港必须打破既有发展格局，而这种所谓“打破”并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去做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要“做大个饼”，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红利。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让年轻人看到希望的关键所在。

　　而创科就是最重要和最有潜力引导香港经济转型的产业。习近平此次在香港逗留的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席一些典礼以及与有关人士会面，但他仍亲自到访视察了香港科学园，可见中央对于香港创科发展的重视和高期望。

　　第三点是希望香港可以“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列出了一系列包括房屋、创业、教育、安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为“香港最大的民心”，而当中又以提升居住品质为最重要任务。

　　在同为地少人多的国际大都会的东京，中产阶级能够在东京都环线JR山手线周边购置独立屋（虽然不似美国式的几千方呎独立屋，但也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而在人均GDP将近五万美元的香港，独立屋则属于超级富豪的消费水平，大部分人的居住品质仍然相当不理想。横比一般发达城市，香港的居住条件相当落后，甚至严重影响香港居民的生活品质，个中原因和出路为何，都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而随着人口老化问题的持续演化，全面检讨安老服务，确保长者可以安享晚年，亦是未来几届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暴露出老人院不少问题，笔者不在此赘述；简而言之就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土地空间不足，第二是护老服务人手不足，两者在背后都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

　　改变管治思维

　　不少民生问题背后牵涉大量的既有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亦与政府的管治水平和执政团队的魄力，以及香港自身的经济发展动能紧密相关。如果在上述三点能够取得实际突破，习近平提出的第四点希望“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亦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过去颇长的一段时间，香港需要容纳社会上的不同利益团体，因此，其制度设计导致推动改革的“否决点”很低，即一些利益团体希望阻挠或否决某项改革议程是相对容易的。但在回归25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包括本地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迎来较大改变，特区政府的“箍票”压力大大减少，国家发展策略和国际形势变化亦要求香港“有所作为”。

　　期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引领香港管治思维的改变，勇于承担，敢于改革，以不负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信任和期望。引用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原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香港也需要以同等的精神魄力，干出一番新的事业来。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