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日前向学者发出指引，要求他们不能对教材和课堂讨论进行录影，并建议学生在课堂上匿名评论，以免相关内容被视为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证据。指引也要求学生前往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前需要删除他们的功课和讲义，否则将面临被拘捕的风险。指引又指出，香港国安法对“颠覆”的定义“含糊不清”，主权、身份及管治等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核心主题将成为禁忌。如果师生讨论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的事务，有可能被视为犯罪。校方称发出该指引是对学生和教职人员应尽的义务云云。

　　故意歪曲“境外管辖权”

　　尽管根据现有资料，校方没有说明指引是根据香港国安法的哪一条条文而作出，但不难猜测校方的担忧之处在于该法赋予的“境外管辖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香港国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文一直以来受到国际反对声音的指责，认为其管辖权过大。

　　事实上，第三十八条符合国际通例中的“保护性管辖权”（Protective Jurisdiction），国家对在该国领土范围以外犯有侵害该国国家及其公民重大利益的罪行的外国人进行管辖的权利，多国的国家安全法都有应用该通例。以美国为例，1978年生效的《外国情报侦察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允许美国政府借由美国企业搜集居住在国外的非美国人的通讯资料。美国为强化国土安全及打击恐怖主义，于2001年开始实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令执法部门有权调查任何与恐怖活动相关的信息，并有权拘留及驱逐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美国以包括违反间谍法在内的刑事指控，于2019年要求英国政府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美国对他进行审判，而阿桑奇并不是美国人，也不处于美国境内。因此SOAS以及其他国际反对声音针对香港国安法中“境外管辖权”的指责实属“双重标准”。

　　此外，第三十八条需要在香港国安法的法律框架中理解，因为该条款针对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类犯罪，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与其他类别的犯罪不同。

　　自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至今近百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并未有任何人因为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如有关人士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以上四类罪行，香港国安部门才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对有关人士的电子设备进行搜查、要求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资讯，或进行截取及秘密监察。而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施政作出批评，并不属于以上四类罪行；而对中国内地、香港特区、台湾地区的“社会运动”、政治体制和政策等议题作出学术交流，包括教学讲义、课堂讨论和研究课题等，也不可能与香港国安法的四条罪沾上边。在香港，至今并没有教师或学生因为研究和讨论内地议题而被检控，更何况身处境外的学生。SOAS要求师生作出自我审查，并要求学生删除相关教材，避免在前往中国内地和香港时被拘捕，缺乏任何法律依据。

　　由此可见，SOAS校方通过制造恐慌的手段，为教职员和学生制造了“寒蝉效应”，尤其针对师生对中国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阻吓学术发展。表面上看，校方的指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安全，但实际上危害了校园的学术自由。SOAS对香港国安法执行的担忧，可以说是反应过度强烈，也可能带有政治动机。

　　出于政治动机恫吓师生

　　事实上，过去一年，香港司法机构一直专业地审理国安法相关案件。许多反对势力关于国安法执行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案件结案，对香港法院的指控大部分都是基于情绪和臆测，而非基于法律本身。

　　普通法传统是由英国带来香港，一直行之有效，保留至今。香港也致力于维护司法独立，但英国近来某些行为反过来是破坏了香港的法制：例如早前要求英国法官辞任终院非常任法官职务，一月时外相蓝韬文更公然向英国御用大律师David Perry施压迫使他放弃代表香港律政司控告黎智英，而该控罪更与国安法无关。这些行政机关公然干预法官和律师的行为在实行普通法的香港是绝不可能发生！

　　英国一方面攻击香港法治受损和被内地干预，另一方面又阻止自己的司法人员参与香港的审判，究竟这是维护还是损害香港法治呢？

　　同理，作为世界有名的大学，SOAS以捍卫学术自由为名，恫吓师生进入香港会因藏有讲义和论文而被控违反国安法，究竟这是维护还是损害师生的言论和学术自由？

　　域外管辖权绝非香港国安法独有，而SOAS的“O”是东方研究的意思。在毫无法理依据和相关检控和判例的情况下，一个学术机构如果只是道听途说便发出如此指引，实在有欠严谨，也难免会影响其世界东方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