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其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是次《施政报告》以“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添幸福”为主题，正好切合习主席去年“七一”重要讲话所提及的四点“希望”，并延续2022年《施政报告》“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的主题。不同的是，今年行政长官特意让“谋发展”行先，然后再“添幸福”，可见社会普遍共识是先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继而让全体市民分享成果。

行政长官于开场时候强调，[1]“政府的施政理念，是贯彻‘一国两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目标是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居住有更好的房屋，学生有更好的教育”，正体现了现届特区政府贯彻“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应有施政作风。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厚重，于经济、教育、土地、房屋、创科也有一些新猷，行政长官亦用了近3.5小时才完成宣读，笔者不得不赞扬“李sir”和其团队的努力和魄力！笔者除了有意透过本文进一步回应自身在房屋、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重点建议，亦想简单勾勒出未来一年香港迎来的挑战和机遇。

延长居屋按揭贷款保证期有其必要，定期检视以强化措施成效

首先，《施政报告》基本接纳G19议员的建议，延长居屋按揭贷款保证期至50年，以促进交投。目前约35.2万个居屋单位中，有9成单位的楼龄已超过20年；而现时“30年按揭还款保证期”（“30年减楼龄”）下，如果心仪居屋的楼龄已高达或超过20年、甚至30年，银行几乎甚至根本不可能批出合理的按揭年期（如20年或以上），出现“楼龄愈高，供款期愈短”的不良现象，令不少“白居二”和公屋“绿表”买家却步，也直接导致因为公屋长期未能流转、而令“㓥房户”未能上公屋，窒碍全社会向上流动。

笔者想要厘清，是次《施政报告》提出延长居屋按揭贷款保证期至50年，并非指“按揭年期50年”，而部分网民不仅误会措施原意，更愈陷愈深，声称“一层楼要供三代”、“18岁供到68岁”云云，令人啼笑皆非！其实，现时所谓“30年按揭保证期”（“30年减楼龄”），源于房委会考虑到居屋买家的负担能力，为了让其向银行争取更长的按揭年期，达致扶助青年和公屋“夹心阶层”“上车”的初心，于是为居屋买家提供30年担保期（俗称“包底”），如果业主期间未能还款的话，房委会会先向银行还款，及后再向业主追讨，而上述“包底期”是由该居屋单位出售日期起计。

笔者简单举一个例子，以一幢在2000年左右落成、价值500万、3.0%利率的未补地价居屋单位，至今楼龄达20年，倘若二手买家想借此“入市”并申请9成按揭，银行通常会以“30年减楼龄（上述例子是20年）”来计算按揭年期，换言之，该二手买家只能申请约10年的按揭年期，每月供款额高达4.3万。可想而知，每年有多少“白表”青年和“绿表”公屋户因而望门轻叹，未能上流。

据悉，明年起，房委会将延长“包底期”至50年，料至少20万个居屋得以释放。再利用上述例子（20年楼龄、500万楼价、9成按揭、3%利率）来计算，在“50年减楼龄”下，银行有望向二手买家批出最长的25年按揭年期，其每月供款额亦得以大幅降低至约2.1万元，较符合“白表”青年和“绿表”公屋户的负担水平。而且，有消息指出，当局将延长居屋一手和二手市场最长25年按揭贷款还款期至30年。[2]笔者相信，未补地价居屋的还款期在可行的范围内延长，将进一步摊分二手买家的每月供楼成本，据上述例子，每月供款额可望再调低至约1.9万元，让居屋重返扶助基层或“夹心阶层”市民上车的初心，重新打通这条向上流动的阶梯。

何况，G19议员已分析金管局“住宅按揭统计调查”等数据，强调这并不涉及重大财务风险，反而可减轻特区政府大幅度觅地兴建公营房屋的压力和成本。所以，特区政府当可适时考虑延长至“60年减楼龄”，从而再释放多约4至5万个高楼龄居屋单位，借此大刀阔斧、果断解决香港房屋“老大难”问题，避免留下尾巴。

放宽非本地生限额方向正确，汇聚人才注入发展动能

其次，《施政报告》又展示出特区政府打造香港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决心，包括将八大非本地生限额，由现有资助学额的额外20%增至40%，并鼓励大学从东南亚、一带一路地区收生。作为来自智库界和高等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两年以来，笔者既主动揭示本港高校对招收非本地生的不合理限制，又多次透过议会发言解说，提出放宽限额的建议；更于8月下旬联同多个智库机构发表《香港发展国际教育枢纽的对策建议》研究报告，配合特区政府和国策，务求在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方面作出贡献。是次取得阶段性成果，当然令人振奋，但“抢人才”后，亦要开始思考下一步“留住人才”的工作，创造机会，提高他们留港发展的意欲。

目前香港面对4大人口挑战，包括少子化、人口外移、人口老化、人力错配，亟须“干点事”，为非本地生做好就业、文化融合等一系列工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3]在今年6月的81,460个私营机构职位空缺当中，教育业占9,140个，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占7,500个，而金融及保险业占6,230个，显示香港各行各业均甚缺人才，若香港仍抱残守缺、对外来人才诸多限制的话，最终只会影响香港的发展动能。

为理顺措施，特区政府有责任担当领导角色，应当协助香港教育界面向海外开展宣传和推广工作，由官方直接或委托本地大型商会、教育团体，定期组织香港教育界在内地及海外举办大型教育展览和升学讲座，集中介绍香港教育特色和资讯；长远亦可透过成立国际教育专门部门，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顶尖或中产背景学生来港。

此外，特区政府亦须构思和设计更加灵活的文化政策，缔造更为包容且有更大凝聚力的社会文化环境，打造香港成为宜居、宜业、具吸引力的城市，提高非本地生的归属感；又或透过完善的营商支援政策、个人及家庭在生活方面的配套政策，推动香港产业发展，以此提供和创造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和人才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新一份《施政报告》可形容为“以民为本，汇聚人才，拥抱机遇”，于当前“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机下，期望特区政府能做到“务实有为，不负人民”！

作者为立法会议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教育大学协理副校长（大学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