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自《国安法》落实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对香港政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由“爱国者治港”；选举制度改革只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其中一环。而完善香港政治人才培养制度，直接关系到香港“一国两制”能否行稳致远。所以，在香港，如何培养具备管治能力、又符合“爱国者治港”定义的政治人才？“香港培养政治人才的困境系列”一连8篇，会由香港愿景计划高级研究员林致茵及本人(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整理及讨论香港培养政治人才的困境：深思香港现时制度中能否培养出政治人才？还是政治人才不愿意参政？我们二人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建言，指出一些走偏了的歪风，既不矫枉过正、并在落实“爱国者治港”过程中也不宜偏离以下3个基本原则：(1)人才培养制度必须完善，并且良性竞争；(2)能够配合管治需要、与未来的行政立法关系相适切；(3)香港政治人才应当是忠诚、可靠、具政治格局；有读懂及配合国家战略、给香港市民造福的能力）
香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一直由政务官（Administrativeofficer,AO）担当领导责任，统领着政策局及各政府部门的其他公务员。自2002年实行政治委任制度、2007年扩大政治问责团队，政务官一直都是主要政治委任官员的政治人才库。
然而近年不少建制派及内地港澳研究学者都会对政务官有以下几类批评：第一类批评，认为政务官存在恋殖情结，对内地认识不足、对国家存在偏见，及至质疑他们效忠对象不清。第二类批评指政务官有较强精英主义，不易接受他人意见，以及视自己为香港核心价值的守护人（watchman）；甚至有文章批评个别政务官出任问责官员后，缺少政治意识、管治意志，出现不作为懒政的状况。
对于第一类批评，恐怕是普遍在香港成长及接受教育的“天子门生”的共同问题，问题也不能完全诿过于政务官制度。笔者认为特区公务员有必要强化对国家及基本制度认识；现时公务员培训中对国家事务研习课程明显深度不足。建议在公务员现时笔试《基本法》能力测试中，可以包括对国家《宪法》、国家制度，及一些国情常识的考核。相信每年众多大学生投考公务员，对国家连基本制度都认识不足的问题，短期内也会得到大大改善。
但对于第二类批评，则涉及政务官是否可靠信任的“爱国者”政治人才？是否一如政圈传闻，北京不信任政务官？从数字上所见，特区4任行政长官，两位来自政务官职系；7位政务司长，只有唐英年一人并非来自政务官；也还没算上政治委任职位，大约四成来自政务职系。有说“北京不信政务官”，但起码从人员任命上印证了言过其实。
政务官拥有较完整的管治训练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果非要让香港政圈人士、以至普通市民，在政党人士及政务官之间二选一出任问责官员，相信绝大部分人宁愿信政务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务官的职场训练及管治经验远比政党人士完整。
综观现时香港与公共事务及政治相关的工作中，并没有一个岗位比政务官更能从大学毕业生起，全面培养管理通才；定期每2至3年轮调被派往各决策局接触不同政策事务；出任地区民政事务处，接触市民及区议会；被外派到驻外及内地办事处，主管联络及对外推广等工作。政务官在整个职场履历都比较完整；再者整个政务官团队讲究科层架构及经验累积；论资排辈守纪律；有一套规章及制度文化贯穿整个政务官团队。政务官的“集团文化”或“精英文化”形成一套管治范式。如果在西方选举政治中，以政党人才组成执政政府的管治范式，则很依靠执政党的党格及党风。明显香港的政治问责班子，“将不专兵”、缺少长期认识及合作，遑论有共同理念及互信；结果政务官团队在决策局办公室内自然更主导了工作氛围，也是无可厚非。
难迎合时代需要
但是，完整的公共政策制订训练，足以让他们成为政治人才吗？
回归近25年，政务官有些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1）政务官系统设计原意明显并非作政治决策之用。
整套选拔、用人、选调、考核，只要求政务官拥有综合管理能力、“政治中立”、“价值中立”；并不要求他们有“政治愿景”。因此不少政务官转任问责官员后，即使对政策领域内容如数家珍，具备到议会解释的能力，但却往往缺乏政治想像及理念，予人守旧的感觉。
（2）政务官“通才”训练明显无法跟上时代需要。
对社会日渐讲求数据流量及科技敏感度的时代，相反强调“通才”，显然是个短板。从学科训练上可见，大约五分之三政务官来自社会科学、工商管理和文学院。如果加上法律，非理工科的政务官达到八成。事实上，中英文写作和口语表达、辩论，占政务官招聘考试的很大比重，这种学科背景的倾斜现象并不使人惊讶。
过去多届观察发现，如果由政务官主政一个政策领域，“通才”的管理思维及训练令政策运作顺畅，满足公共行政需要；但对于回应社会的政治诉求，恐怕大多欠缺突破所需具备的专业水平及政治魄力；大概这也是为何予人批评懒政的错误印象。当内地近年也在不同重要的、需要突破的政策领域中，大量起用专家学者出仕，“学者型官员”成为政治新风之时，香港却仍在“通才”迷思中走不出来。
（3）政务官内的“精英”文化，使得在面向市民的工作上都出现明显短板。
不少政务官都时常被议员、公众批评缺少亲和力、刚愎自用。而且政务官的人脉圈子往往较小，有强大的集团意识。除了短暂出任地区专员期间外，政务官日常的社会接触面也较窄；在出任常任秘书长或转任问责官员以前，公众知名度较低，也缺少与政策领域内的不同持份者建立长期联系及信任；与对港部门、传媒及政党也缺少互信，也不擅长走到市民当中汲取意见。政治工作讲求“人和”及沟通手腕。我们要求政务官双语能写能说、有较高统筹综合能力，还同时希望他们具备面对公众传媒游刃有余，只怕有点吹毛求疵。
适时让政务官回到原有位置
总括而言，笔者认为当下尝试改变政务官的能力倾向、或要其具备政治战略眼光，是不切实际。倒不如痛定思痛，让政务官这个“暂时的政治人才库”完成历史责任，逐步退回至“政治中立”的公共行政管理位置。准确理解港英政府年代，在1994年以前香港的各类重大决策，全由殖民地部，或由港督及外来的团队决策；华人为主的政务官根本不在决策核心之内，所以是时候认清，政务官从来都不存在“创建政治愿景”或“政治判断”的能力。
中央及特区政府也有必要尽快完善政治人才培养制度设计；让战略规划、游说及政治工作等责任，回到政治委任官员、专家顾问等人的肩上。官员政治判断失误，大可辞职换人了事；但过度依赖政务官去执行政治任务，久而久之耗尽的却是公众对整个公务员制度的信心；也会逐步令公务员团队及纪律部队中产生一种不良文化，“逢迎上意”及“拉帮结派”以求官拜政治任命官员。
（香港培养政治人才的困境系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