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圆满完成，李家超高票当选为新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本场选举是完善选制后三场重要选举的最后一场，在香港特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特区将开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近年来，受疫情等影响，香港经济低迷，各方也寄望新特首能在任期内凝聚社会共识，提升管治效能，让香港整装再发。李家超在竞选政纲中将青年发展作为四个纲领之一，明确要增加青年上流机会。青年人才的培养不仅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良好管治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引导青年政治人才落地基层

　　李家超在竞选政纲中探讨的青年问题更多是社会层面中的青年阶层，本文更多是在良政善治的背景下谈论作为青年政治人才的培养。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作为政治人才的青年首先要认同和热爱国家，拥护“一国两制”，才能在未来加入特区的管治团队。以往，部分香港青年对国家意识比较单薄，身份认同出现偏差，成为政治纠纷的牺牲品。出现青年发展问题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本地社会阶层分化、青年上升空间受窒、国民教育不足、社会部分媒体偏激化影响等因素，将青年对政府施政的不满转化为对国家认同的反向回馈。作为政府未来管治团队的储备力量，在培养青年政治人才参政议政能力的同时，必须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拓宽爱国主义教育途径，引导鼓励香港青年群体了解国家和民族历史，树立爱国意识。

　　青年人才的培养模式当然是多样的，受各个地区政治架构、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香港政治人才培养传统方式是进入政府作为公务员，随着经验积累，最终成为政治决策官员，即港英政府下的“政务官”模式。但受制于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强调专业素养等规限，青年人才在长期的政府工作中，政治动员能力和创造性会受到影响。其后，主要官员问责制引入。很多人将政治委任制视为香港政治人才培养的“旋转门”，体制外的人才可进可出，提供政治人才培养平台，同时也为政府选拔适当人才留有空间。然而，这种“旋转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旋转门”又有所不同。如在美国总统制下，所吸纳的人才可能已在政党政治中积累丰富经验，代表的社会阶层更具有多样性，总统在选举获胜后的任命自主权更大。但之前香港的政治委任官员更多从政府机构中选拔，长效性培养不显著，更侧重于特首对主要官员使用上的决定权以及政府问责性的建设，而对青年政治人才培养来说收效并不明显。

　　香港的特殊背景与实际情况决定了这种西式的“旋转门”难以直接适用，至少需要进行重大改良。在港英管治时期，香港的政党政治长期无法得到健康发展。之后基本法和行政长官的选举模式以政治中立为原则，划定了特区政府与本地政治组织的制度界限，使得香港的政党政治长期难以成为培养青年政治人才的理想场域。

　　在新选制落实之后，原有的政治谱系割裂问题在未来的特区政权架构中已经得到解决。解决过度政治化问题的政党政治，可能会给青年政治人才培养带来新的契机，引导青年政治人才落地基层，更好吸收和回馈社会诉求，在实践中培养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考虑进一步的政治委任制改革，鼓励青年政治人才进入政治场域，同时也完善其退出机制，使其付出与回馈更合理、成比例，增强其进入“旋转门”的意愿。

　　当然，除了在基层政治组织和专业机构中培养有潜质的政治人才外，李家超在其竞选时也提出要在中央支援下，建构优质多元的智库生态，培育社会中的政策交流共同体，重建类似于之前被取消的“中策组”机制。通过多元化智库培育政治人才也是青年政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经，一方面，良好的智库机制可以为青年人提供一个有良好前景的工作机会，以及必要的资金保障，使其踏踏实实地将政情研究作为一项职业经营；另一方面，青年人才可以通过加入政府的“内脑”和“外脑”，进一步关注本地民生的实质问题；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协助提高特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工作中增强获得感，增加其未来加入管治团队的主动性。

　　强化公务员人才培养制度

　　放眼于社会层面的政治人才之外，还应重视公务员系统自身的改革，毕竟特区政府长期以来的文官制传统决定公务员是特区政府的执政主体，也应是青年政治人才最大的“蓄水池”。为解决视野、创新性有限等问题，应在更多方面拓展公务员的人才招募途径，从政府内部其他职系、社会上和外地招揽人才，减少系统封闭性，引入创新思维。此外，还应建立容错机制，保护创新人才和思路，协调好公务员与政治委任官员的关系，在坚持政治中立原则之余，革除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等问题。并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更合理统筹政府架构，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升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人才进入政府管治团队。

　　作者分别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