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作为美国策反他国政权，巩固自身世界霸主地位的手段，要想挑起“革命”需一重要条件——颠覆对象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什麼？

　　据政府统计处数据，1997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13730亿港元，2019年是28681亿港元，22年间增长翻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济始终是香港的核心目标，也一直做得不错。我们还克服了两次金融危机和03年“沙士”造成的经济萧条。多年来《福布斯》华人富豪榜前十名也多来自香港。202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五十名都有两位香港富豪。香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钱之都，讽刺的是这裏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先进地区。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深层次矛盾。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去年一篇网志中，将香港与法国2016年的坚尼系数以作比较，香港除税前及福利转移前的原住户坚尼系数为0.539，除税后及福利转移后的坚尼系数仍高企0.473，法国则分别是0.516和0.291。而贫困并非是失业者的“独有”，据《2018年贫穷情况报告》统计，在职贫穷人口也有逾25万。罗致光在结语时提到政府有两大扶贫举措都是津贴！扶贫只靠派钱，难免予人太缺乏“诚意”的感觉。市民不禁要问，政府为何只“扶贫”不“脱贫”？内地脱贫措施就是很好的借鉴。

　　政府发表的《2015年贫穷住户的开支模式》报告，指出贫穷住户的“住屋开支”平均为5700元，佔收入39.7%；全港住户每月平均开支是9300元，佔收入35.6%，其后是“食品开支”。显而易见，除去这两项生活必须开支，无论贫穷与否，我们都是所剩无几。政府有责任打破财富过度集中，经济命脉过度垄断的格局。

　　“贫富悬殊资本霸权”是核心

　　过去十年，香港整体工资率平均每年实质增长是1.0%。製造业、运输业都低於平均水準，而房价十年间增长三倍之多。据政府统计报告，就业人士的月薪中位数1.9万，有45万人月入息低於一万，真令人不寒而慄。

　　据美国《2020全球生活报告》数据，香港平均楼价125.4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租金方面，全球租金最贵的10大城市中，香港排第三。有媒体以香港最低工资时薪37.5元计算，基层打工仔要每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连续工作约26万小时，即29.6年才能存够平均房价的金额。慨叹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上车难，难於上青天。

　　“人多地少”常被当做楼价高企的替罪羔羊。事实上香港的土地开发率仅有23.7%，其中用於住宅的更是只佔6.8%。回归前后，限制政府卖地的政策，是为平稳过渡。而后立法会内反对填海计劃的揽炒派，还有囤地的地产商，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要将无处安身的港人逼向绝路，要令有心解决房屋问题的特区政府，无计可施。

　　资本主义奉行“小政府”政策，认为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最公平。实际上资本主义服务的根本对象就是资本。自由市场未必导致最公平的资源配置。当我们时刻担心政府“干预”市场时，我们一厢情愿的将资本家当成了“同阶级”，那又有谁能替我们对抗拥有最强大影响力的“资本”呢？

　　人人都识讲香港社会撕裂，深层次矛盾造成社会躁动不安。此处想问，我们的深层次矛盾是什麼？我认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从来只有一个——贫富悬殊，资本霸权。

　　随着疫情爆发，香港公务员制度中陈旧迂腐的一面暴露无遗。人们意识到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并非尽是“优势”。当我们重新审视基本法和《联合声明》时会发现，本来为了平稳过渡和保证“一国两制”实践的条文，往往成为资本家及揽炒派同谋箝制政府的工具。以“民主自由”之名义绑架基层市民，这种制度不论姓甚名谁，都要彻底改革。

　　政府於2018年将公私营房屋供应比例由6：4改为7：3，以期改善公营房屋供应不足问题，目标单位为44.5万个，周期为10年。此前特区政府为抑制楼价，加辣二套物业印花税，又或针对非香港身份买家额外征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府能拿出同样的魄力来正确对待房屋问题吗？工联会主张政府改革土地政策，从根本解决问题。地产商囤地严重，导致政府卖出的土地变不成房屋，土地越卖越少，价格越来越高。提高土地价格，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苦果仍由用家承担。

　　突破“自由主义”魔咒限制

　　我们建议政府对閒置10年以上未落实发展规劃之土地，征收“土地閒置税”，并且每五年增收一次，直至落实开发项目。同时要建立机制限制囤积土地的开发商竞标新地。

　　托马斯．潘恩说：“当财富和豪华不但不能迷惑群众，反而引起反感时，当它们不但不能招来称颂，反而被看作是对穷人的侮辱时，当它们的华丽外表成为怀疑它们是否有权存在的原因时，私有主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危险，只有在正义的体系内他才有希望获得安全”。当经济发展引致财富配置不均，公义无从谈起。历届政府对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各有见地，不可说无心。但成效欠佳，皆因藥不对症，不敢触及根本。

　　去年爆发的暴乱事件反映出“民情积怨”让揽炒派有机可乘，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不可轻忽。当政府不能用强有力的机制避免资本流向过度集中，不能用坚定的信念构建公义社会，就无法成为市民的信赖；只有政府站在公义的一边，市民才会和政府站在一起。

　　弱肉强食是森林的法则，但政府不可对社会发展不公视而不见，更不能被“自由主义”魔咒限制；自由从来都有边界，多元社会岂可以自由之名奴役弱势一群！“以人为本”是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与此相悖的一切制度都应重新审视与改革。如潘恩所言“个人财富是对创造财富的劳动所付报酬过少造成的结果，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工人累死，僱主却富上加富……那麼，个人理当把来自社会的那部分财富归还给产生它们的社会”。

　　工联会主张市民共用社会发展成果，我们憧憬“人人有机会”的和谐社会！我们要求深刻解决社会深层矛盾，政府当与市民一道维护公平正义！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