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完成处理黎智英等人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的求情并择日判刑，标志着案件进入最后依法量刑的关键阶段，黎智英的“最终审判”很快就会出台。

从求情陈词中，各被告都提出各种理由去争取法庭减刑，这是意料之内，但有三点却值得留意：一是黎智英并没有亲身求情，而是由其律师团队提出各种减刑理据，但黎智英却没有亲自开口，更从来没有任何悔过和认罪，这一方面说明他并无悔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西方国家持续的政治施压，所以不能“松口”认错。二是与黎智英同案被告的陈词，都指明了黎智英在案中“核心主脑”角色，这些人都是深度参与案中，他们的“倒戈”供词坐实了黎智英的罪名。三是被告的陈词与法庭长达855页的判词所确立的犯罪事实互相印证，强化了各被告的罪行，既是求情，也是坐实。黎智英案被称为国安重案，原因在于案件性质的恶劣、对香港社会的危害，以及外国势力的深度介入，案件的判决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相信法庭必定会作出匹配罪行以及具有阻吓力的判罚，切实捍卫香港的国家安全。

在求情中，黎智英案同案的另外八名被告，全部认罪并且不同程度地表达悔意，希望获得轻判，并以“角色较轻”、“只是僱员”、“只按上司指示”、“只负责翻译或单一版面”、“没有决策权”等方向求情，力图定位为边缘参与者或执行者，而一些被告亦已转作从案证人，如《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沛敏，在作供时就顶证黎智英作风强势，编采政策上“一锤定音”，她身为下属视作指示并执行，她并非每次都认同黎智英的具体方法及路线。

由于这些被告都已认罪并且向外界公开了案中内情，虽然不会改变其罪行的性质和严重性，但相信有助向法庭争取减刑。然而，作为罪中“主犯”的黎智英并没有亲自求情，主要由其律师团队以健康、年龄等原因争取轻判。这反映黎智英至今仍然没有悔意，拒绝认罪，也没有承认自身罪行，就算在人证物证俱在之下仍然死撑，既然从不认罪，求情自然无从说起。

至于健康等问题完全是炒作捏造，年龄更不是脱罪的理由。或者对黎智英而言，深知罪行铁证如山，求情作用不大，现时主要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施压，通过政治干预以求脱身，这样他自然不能认罪求饶，以免影响其在西方人目中的“价值”，这或者就是他没有亲自求情的原因。

同案被告求情的主要策略，则是强调“定位”与“割席”。在“定位”上将自身摆在单纯执行者、边缘者的角色，只是听命行事，不是“主谋”。同时与黎智英完全“割席”，甚至表示自己也不认同其反中乱港的行径云云，是耶非耶这要由法庭裁决。但从被告的供证却说明一点：案中各项串谋罪行的“核心主脑”就是黎智英，部分被告在求情中甚至直接点明黎智英的主谋角色，再次说明他并非辩方所说的什么偶然涉案的媒体人，而是“主导和支配的老板”，在串谋中居于领导地位，具有统筹、指令与推动的作用。

在黎智英案中，主犯和从犯的法律责任有很大差别，黎智英一直否认其主谋身份，但现在其重要的下属都异口同声的指证其“核心主脑”身份，这将进一步坐实黎智英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被告的做法固然是为了争取自身减刑，反映了各被告大难临头各自飞，但这些求情供词至少说明了案中的主谋结构，主谋人是黎智英和 Mark Simon，由他们发号施令，定出方向，并调动资源，把媒体平台与外部联系串接成一条“国际战线”，当中呈现的事实链条与角色分工已经十分清晰，黎智英之罪已是无可抵赖。

这些求情供词也再次印证了法庭判词所确立的犯罪事实，这些都得到案中核心参与者的指证、证实，说明法庭的判决具有十足的事实依据，人证物证确凿，任何对黎智英的辩护已是苍白无力。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9条，勾结罪“罪行重大”的被告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控方亦指出，根据《香港国安法》原意，若控罪涉及外国元素，便属加刑因素。黎智英案之所以被称为国安重案，不单在黎智英本人一直在香港社会煽风点火，进行各种祸港勾当，是香港回归后风波不断的主要祸首，更在于案中被告多次赤膊上阵要求外国政要制裁国家及香港特区，对香港造成了事实伤害，其赤裸裸的勾结外力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是名副其实的叛国行动。

黎智英的行为在全世界都是重罪，不重罪难以彰显公理。所以，外界都高度关注黎智英案的判决。现在其罪行已经明确及坐实，其求情完全是缺乏理据，甚至没有社会人士愿意为其撰写求情信，其人其行可见一斑。对于这样一个“国安重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国安重案，相信法庭一定会作出与罪行匹配、有很强阻吓力、具有全社会警示意义的判决，以显公理、以彰法治、以护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