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的人口外流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不少讨论。而受到疫情和反修例风波的双重打击，近一两年人口净移出比过去一段时间显著为多是事实；但如果将目前的人口外流数字和趋势以历史视角进行比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只是“小儿科”。而今天某些人反覆渲染香港已出现“移民潮”，背后或许有政治动机，甚至可能想达到“唱衰”香港的目的。正如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所说，形容香港目前已出现“移民潮”并不恰当。
自1980年代起，港府一直以市民向警务处申请“无犯罪纪录证明书”（俗称“良民证”）为基础，估算港人移居外地的数字。实际上，市民申请“良民证”的用途广泛，包括到外地求学、工作等，但该估算也不失为对市民移居海外数字的一个参考。
根据保安局估算，2020和2021年分别有10500和14700人移居海外。过去，在1981至1986年间平均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数为20350人；而在1987至1996年的移民高峰期，共有约50万人移居海外，平均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数约50000人。目前的人口外移规模与1980、1990年代的数字仍有颇大一段距离。而且不少在回归前移居外国的港人，看到回归后更繁荣稳定的香港特区，最后仍选择回流香港发展。
毋须过分政治化看待
香港这两年的人口下降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包括疫情因素、通关不便而导致持“单程证”来港人数大幅减少等，人口外移只是其中之一。
整体人口下跌、劳动人口老化等都是属于人口政策的范畴，对此类课题的敍述亦毋须过分取以政治化视角。而从宏观的政策层面以及香港的发展历程而言，人力资源配置和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影响我们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值得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概括而言，香港的人口问题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人力资源错配问题。近年本地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加上经济结构偏重服务业，导致高增值工作岗位的增幅同时放缓；然而，随着愈来愈多人取得高等教育学历，但高增值岗位的增幅追不上高等教育水平的扩张，导致年轻人的就业期望难以与其教育水平匹配，成为香港青年人上流机会少的主因。
高收入岗位偏重在金融、地产、专业服务业等领域，僧多粥少，导致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往下求”，大学毕业仍需从事文员或销售等工作──这种情景在1970至1990年代的香港难以想像。与此同时，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具有专上学历，他们从事对体力要求较高行业的意愿亦较弱，包括建造业在内的技术工人工种，即使近年该类工作工资水平较大幅度上涨，部分职位甚至有数万元一个月的收入，仍然难以吸引年轻人入行工作。
第二，人口老化对香港所造成的长远经济和社会压力。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会面对人口老化、整体劳动人口下降（同时意味着年轻劳动人口减少）、医疗和社福开支大增等一系列问题。而出于本地人口结构的独特趋势，香港甚至早在1980年代已出现年轻劳动力（20至34岁）明显递减的现象；但香港生育率低迷，过去外来人口的输入速度亦赶不上本地人口老化的速度。
人口老化不但加重政府财政压力，亦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创新能力。而综观海外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难以找到政府仅通过刺激生育政策或家庭友善政策就能够逆转人口老化问题的成功例子。不少发达国家推出远比香港目前力度更大的生育补贴、侍产假和产假、育儿或托儿支援等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成效仍是极为有限。
而对于国际大都市而言，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诀窍”就是不断吸纳来自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的年轻优秀人口，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都不例外。从其他国际都市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到，策略性吸纳非本地人口是已发展城市或地区纾缓人口老化压力并保持人口正向增长的重要手段。
香港面对的人口挑战已迫在眉睫，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予以应对。接下来，我们需要策略性地主动增加本地常住人口，保持香港经济增长活力。十多年前曾荫权担任特首时曾指出，香港的人口数量长远需要达到1000万。这个愿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可惜一直没有有效的政策手段跟进这一策略性目标。近年来香港房屋问题造成的社会压力很大，更无人愿意公开讨论香港人口增长的宏观目标。
香港大学王于渐教授曾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香港应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笔者对此十分认同。进一步说，港府需要将人口政策宏观地放在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之中，在整体的经济发展策略之上，设定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政策目标，再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订清晰输入外劳政策
未来特区政府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策略性地推动积极的人口政策：
第一，把吸引优秀人才政策和产业培育政策统筹考虑。
对人才而言，最具吸引力并非减税、住房补贴、子女教育津贴等政策优惠，而是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价值的平台，而优质企业正是当中的关键。只要产业集聚度足够高，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自然愿意选择来这个城市工作和寻觅机会；香港的金融业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竞争力，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在金融和法律等高端服务业以外，其他本地产业（例如创科）的竞争力较弱、企业集聚程度不高，人才找不到自己的发挥空间，自然来港的意欲亦不高。
以创科产业为例，为了吸引内地大型科技企业落户香港设立国际研发中心，建议以落马洲河套为试点，并长期而言考虑将北部都会区打造成大湾区人才流动试验区。
当局亦可以考虑专门为科技人才设立明确的激励制度，根据申请人的工作领域、资历、专业资格等条件设立最低工作签证条件，对高端人才提供特惠政策和现金、非现金奖励制度，当中促进香港科研成果转化或协助培养本地科研人才者，根据绩效评分，给予若干奖励。
第二，选定部分本地年轻人从业意愿不强且人力资源短缺的行业，制定清晰的输入外劳政策，纾缓这些行业人力资源紧绌和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
随着“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等大型政府发展计划的推进，加上房屋、铁路等建设项目如火如荼，香港在未来十年的建造工程需求已完全超出本地工程和建造业界的承受范围。建议港府积极在北部都会区指定大型基建项目放宽引入内地建筑公司和建筑工人的限制，尤其是交由内地方面负责“七通一平”，借助内地优秀且相对便宜的建筑工程能力，并要求其对标香港的建造业标准，让本地基建工程更有把握地实现“提速、提效、提量”的目标。
同时，第五波疫情亦暴露出本地护理员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率先在指定范围内的安老院舍将“输入护理员”升级成恒常化的外劳政策。该做法可作为一个试点突破香港目前基本上只有外籍家庭佣工一类外劳的政策框架，同时也为应付不断老化的香港人口作长远准备。
吸纳高学历年轻人才
第三，有计划地提升输入人口的规模，同时改善输入人口的人口质素。
虽然港府多年来较积极地推出不同的人才入境计划，但不少人仅以“工作签证”的心态来港工作，而实际上通过人才入境计划入境香港后选择长期居留香港的人口比例不高。因此，回归以来，持单程证来港定居人士一直是香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香港必须积极地、批量地吸纳内地和海外一流人才来港发展。参考海外经验，建议为指定内地和海外一流大学毕业生特设工作签证管道，便利全球高端人才来港就业和定居。
目前，内地和海外人才主要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一般就业政策”来港就业，两者共占十年来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入境香港人口的八成。此两项工作签证的审批资格包括，申请人已获得聘用，而且雇主须证明该岗位“不能轻易觅得本地人担任”；这项规定对于有意来港寻觅发展机会的年轻人并非最有利的条件。而毕业生签证（即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也仅限于本地大学的范围，一定程度上窒碍了内地和海外一流人才来港发展的机会。
为了吸纳更多高学历年轻人才来港发展，建议香港特区政府拟定一份“一流大学名单”，名单内学校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可被视为等同本地大学毕业的待遇，符合一般入境规定后即可留港12个月，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方便这些人才在香港寻找工作和发展机会。上述的一流大学名单除了包含英美等传统“名校”和内地一流高校以外，还可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中选择若干间顶尖大学，扩大潜在的来港人才库。
同时，建议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政府部门协商，争取适度开放中小学额予内地及海外学生来港就读，同时制定便利的陪读签证制度和监护人政策，确保在港留学生能得到适切的照顾与支援。学生在青少年时期来港，自然对香港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比较熟悉，会成为他们最后选择在香港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首阶段可以先在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自愿参与的直资学校试行，再逐步开放到政府津贴学校和官立学校。入读政府资助和津贴学校的非本地学生，可以要求他们缴交有关学费，以收回办学成本；同时，政府也需要独立分配非本地中小学生的配额，避免加剧本地学生入学的竞争。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