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所指的﹐不是指教育政治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业界可能因为过度聚焦于所谓的政治化﹐而忽略了教育所真正面对的危机------香港教育的品牌效应正渐渐下跌。 

先说教育政治化﹐这一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谈了许多﹐简单讲就是指过去近十年以来﹐从校园到校外﹐从老师到学生﹐大量本来属于政坛博弈的议题和行动﹐以各种方式进入校园之内﹑课堂之上和学生校外活动之中﹐使得不少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不同形式的各种政治事务和政治行动。各种政治力量和媒体﹐尤其是来自反对派的﹐把各种所谓的政治议题﹑文宣口号乃至诸如“违法达义”之类的歪论﹐可以借助通识教育科﹑公民教育﹑历史教育等不同的学科教学和活动为名﹐渗透到校内活动和课堂教学内容之内﹐甚至可以渗透到公开考试的试题之中﹐仿佛要把中小学教育完全浸泡在日益炽热的政治气氛当中﹐以至于假教学之名﹑考试之名来传播各种政治上的奇谈怪论﹐甚至仇恨言论﹐虽然不能说普遍存在﹐但也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不是说中小学校园不能谈论政治﹐而要强调的是﹐中小学教育是针对青少年的普及教育﹐一切教学都是有课程纲要为依据﹐谈论政治不是教学﹐哪一学科的课程纲要是要求大谈政治的﹖ 就算真的要教学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在教学内容或者说谈论内容上﹐既要符合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情况和知识基础﹐同时老师自己也要熟悉政治议题和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才能算得上有效能的政治教育或者谈论。但实践情况却是﹐自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以来﹐历经2014年违法占中﹑2015年旺角暴动﹐一直到去年的反修例事件﹐洗脑式的政治渗透﹐取代了理性的教学﹔极端化的政治言论﹐取代了持平的谈论﹔表态式﹑准暴力化的政治行动﹐取代了正常健康的学习活动。 

这样的教育﹐当然是一个被政治化所扭曲了的教育﹐当然是需要纠正过来﹐把政治化降温﹐还原教育本来应有的面目。自从通过特区国家安全法和采取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以来﹐校园的政治化气氛的确大幅度降温了﹐对于教育回归教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而﹐另一种“政治化”现象却“应运而生”------就是教育界可能过度解读对教育政治化的纠偏措施﹐从而产生一种完全不必要的﹑自我想像的所谓“踩红线/踩界”恐惧感之中。比方说﹐因为有了两个小学老师因违反操守而被取消教师注册﹐以及其他一些对部份教师纪律处分个案报导﹐使得不少教师似乎很担心会不会在课堂上“讲错野”﹐慨叹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讨论各种议题了﹐诸如此类。 

笔者正是要指出这一点恐惧与忧虑之虚妄﹐更要指出﹐不要以为教育面临的危机是这些所谓的恐惧忧虑﹐真正的危机是在其他方面﹐不要被虚妄不实的“伪危机感”蒙蔽了双眼﹐从而忽略了真正的危机。 

之所以说这些恐惧和忧虑是虚妄的﹐其实前文已经提及。中小学教育是对未成年人士的普及教育﹐所有科目课程都有专家学者编订的课程及评估纲要﹐这些课程纲要是符合对应不同年级中小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来设计适合他们年龄而学习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内涵。因此﹐只要老师依循这些纲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忧虑﹑恐惧之类的所谓“踩红线/ 踩界”问题。教学和教育﹐是要符合教育规律的一种实践行为﹐不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吹水”﹐更不是个别对政治过度热忱的老师的个人政见表达﹐校园不是海德公园﹐教坛不是城市论坛﹐教学活动﹑课外活动不是政治行为艺术表演﹗ 只要依据课程纲要来教学﹐何来“踩红线/ 踩界”之说﹖ 就算老师对于课程纲要的设计有不同意见﹐香港也从不缺乏正常途径与程序来向教育部门反映前线老师的专业意见。 

真正的教育危机﹐是香港教育的品牌效应在下滑。具体来说﹐首先是香港学生人数节节下降﹐不仅造成学校重新面临缩班杀校的危机﹐笔者更要强调的是﹐每年人数过少﹐会削弱本地课程和DSE文凭考试的认受性。2020年内地高考总人数是一千零一十七万人﹐英国高级程度会考单是英国本土就有八十万人以上﹐还没计算海外考生的人数。反观香港新高中文凭考试DSE的人数﹐只有五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人﹐不仅较去年低了6.4%﹐而且是自2012年有DSE以来最低报考人数。按照未来的出生人口和适龄学童移民人口估算﹐这个数字将进一步下降。虽然五万二千人也可以有比较大的考生表现差异﹐足以维持从level 1到level 5**的七个等级的差异﹐但一个每年只有五万人参与的课程和考试﹐其水平(以学生的学术表现来呈现)和认受性﹐是难以同有千万人﹑百万人参与的课程和考试相提并论的。内地高考﹑英国高考和香港DSE的成绩存在一定的互相折算﹐成绩优秀的内地高考生人数﹑英国高考生人数﹐必然远远多于拿同等优越成绩的香港DSE考生人数﹐香港DSE某学科拿level 5的考生有一万人﹐那么按比例的话﹐内地高考拿同等成绩的考生可能就有一百万人﹐英国高考也有十万人。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或考试认证机构﹐自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尽管可能只是错觉)﹐就是内地高考﹑英国高考的质素水平比香港的高﹐至少可以挑选学生的空间就大很多。 

如何防止香港DSE课程与考试的品牌效应因考生人数每况愈下而下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危机。教育界和教育局﹑考评局﹐难道真的没有考虑如何把香港DSE课程与考评拓展到香港之外﹖ 从而扩大修读和报考的人口基数﹐从而保证和提升香港课程乃至香港教育的品牌效应﹖ 一个国际城市的教育﹐就必须与其国际化相适应﹐而不能偏安于只做本地的课程和考评。一个只满足于本地的课程与考评﹐不仅不能满足于国际城市的需要﹐最终也会被本地家长学生所看低﹐甚至唾弃。再加之以上述的这几年以来的教育政治化﹐使得本地家长学生跳船脱离DSE﹐投奔国际学校(上文还未计算近年增长猛烈的IB课程)和移民离开﹐使得内地家长学生也对香港学校望而却步﹐甚至也出现退学﹐这些因素都在加速推动本地课程教育的品牌下滑。 

教育部门不要满足于“课程偏安”﹐教育业界不要沉浸于自我想像的“踩界”忧虑﹐古语云﹕祸常发于所忽之中。

 邓飞  教联会副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