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向来都是一个放在枱面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回归之后，每一届政府都是摆出相当重视的姿态，而在政策上也各自有一些新的措施；但却没有一个全面而持续落实的计划。而就算在政策目标上，亦缺乏一个共识。

曾荫权担任行政长官时，曾经提出要将香港建立成为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都会。曾荫权在2007年6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决不能允许人口老化，继而缩减。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成长。像纽约和伦敦一样，我们有基本条件，可以成立全球性金融中心，为1000万人口谋求相当好的生活。”但往后的政府，甚至社会舆论，就很少再强调1000万这个目标。

当然，要科学地论证“1000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是可以反覆争拗。惟过去10多年，楼价高、居住质素差等问题，一直困扰香港人。以当时还未够700万的人口规模，大量香港市民已经要住几十呎的“劏房”、几百呎的“豪宅”。如果人口在中期内，例如10年到20年间上升到1000万，那香港的楼价和居住质素会恶化到什么地步？是由“劏房”再演化为“床位”？还是“豪宅”的面积由600呎下调到300呎？居住问题可能都是大家内心深处的阴影，1000万人口这目标也引不起社会讨论，更难言是香港人口政策的目标。

世界各国都重视人口政策，因为人是构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因素，但香港跟其他主权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以“国民”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香港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没有其本身的“国民”身分；但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内地的中国公民又不能完全自由地在香港定居和工作，而有权在香港工作和定居的又不一定是中国公民。所以构成香港人口的主体，只是“永久居民”这一个概念；就算是同属永久居民身分，他们对于香港这地方的长远打算也不一样。

在港外籍人士原居地才是“家”

在疫情之前，香港拥有全亚洲最大的法国社群，他们可通过以工作签证的方式在香港工作和居住，连续7年之后可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他们也可能叫自己做“香港人”，惟本质上与“生于斯，长于斯”，甚至“老于斯”的香港人并不一样。

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来港生活，主要是因为工作关系。他们对香港会有一份浓厚的感情，但他们没有打算永远地在香港留下。更直白地说，他们的原居地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可以称香港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但我和大多数本土香港人，都视香港为唯一的家。“唯一”和“第二”，压根儿就有很大的分别。

这个分别，不止是情感上的分别。在讨论人口政策时，我们也要搞清楚，我们人口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人口政策讨论的所谓“人口”，是什么含义的人口？曾荫权口中的所谓1000万人，是以什么成分来组成？

吸引内地青年扎根不需孕妇来港产子

以新加坡为例，目前人口有560万，但永久居民只有400万，其中拥有“国民”身分的更只有350万。如果曾荫权真的希望把香港建成1000万人口的大都会，这1000万应该如何组成？如果只是从经济利益着眼，那不妨参考新加坡的模式，大量输入非永久性居民的外劳，又或者增加工作性质的永久居民，而不必有劳内地孕妇来到香港这1100平方公里产子。

以个人的工作经验所得，要在外地聘请员工到香港工作并不困难，个人理解的原则有二：一是非基层工种，换句话说是对香港经济有一定重要性；二是无法在本地找到合适人选。这些要求本身并不严苛，如果政府真的有既定政策目标吸引更多外地人士来港就业工作，适度再放宽这个工作签证的要求即可。

事实上，内地来港就读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在港自由找寻工作；而可以留港找寻工作的期限一再延展，其实就是变相降低申请“工作签证”的做法。而香港吸引内地学生来港就读的计划，也成为扩大香港华裔永久居民的其中一项可行策略。从务实和效用的角度来看，吸引一个20岁的内地青年来港就读，然后落地生根做香港人，当然比吸引孕妇来港产子，一等20多年才可以工作有经济效益得多。

内地学生不愿留港非居留政策问题

但就算如此，在港毕业的内地学生，也愈来愈多不愿留港发展，更不要说转换身分成为永久居民。一名外国公民，在香港工作7年，即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而不必放弃原居地的国籍。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一旦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即要放弃内地的户籍。内地经济发展快速，这也令他们在做决定时左思右想。

就算这些毕业生不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他们继续留港工作，从经济着眼，其实对香港无甚影响，因为跟外国公民在港工作一样，通过工作为港所用，他们的贡献一样算入GDP（本地生产总值）。但愈来愈多的内地毕业生是连留港工作都不愿意，那就不是居留政策本身的问题了。（文章仅代表个人立场）

张志刚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