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4月16日电（记者 沈而忱）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与“就是敢言”青年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爱国者治港与青年建言”日前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举行。“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陈晓锋以《爱国者治港：政治忠诚VS政治中立》为题发言。陈晓锋指出，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继承了港英政府的“政治中立”原则，却未能有效将其与“一国两制”相适应。因此有必要完善公务员的宣誓制度，从公务员培训和考核入手，让他们认识到“政治中立”的前提是“效忠特区”。
陈晓锋表示，随着“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深入推进，其中最重要一环，即选举制度的完善已经进入本地立法的关键环节，如何在法律上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也考验着本地立法者的智慧。法律具有滞后性，反对派也会因应各种新的变化，在手法上作出适当调整，这给未来“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落实带来巨大挑战。
陈晓锋提到，“居安思危”这一成语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我国古代社会就有这样一种现象发人深省：一方面，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繁荣时期﹔另一方面，紧随繁荣而来的是危机、衰退、灾难以至王朝的覆灭。《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及选举办法修订后，香港步入了由乱及治的新阶段，但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如果未来香港社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示威，治港者应该如何响应“民意”？如果香港选举出现无组织或bewater式（即不被形式拘束，像水一样流动、软性）的“投白票”、“投废票”行动，选举的正当性该如何诠释？
确保治港者“政治忠诚”
陈晓锋认为，无论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是新选举办法有条不紊的推进，关键都在于人。如何确保治港者的“政治忠诚”以巩固“爱国者治港”的有效落实对未来香港管治尤为重要。“政治忠诚”不是单纯地指“忠心”，它应该具有更高层次和更高要求。“政治忠诚”应该包括从政理想信念的坚定，以及良好的管治和服务能力两方面。
如何确保从政理想信念的坚定？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断定某个人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理论上来说，从政理想信念是从政者实现政治抱负和服务社会的崇高精神，在实践中难以量化衡量，因此，只能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限制。比如通过健全从政者或公务员入职后的培训及考核机制，完善他们履职期间的述职、问责和退出机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加之提高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
如何培养良好的管治及服务能力？香港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非常好，高效廉洁、高度透明，但一涉及到政治问题，香港的公共事务人员马上就变得无所适从，难以处理。然而，政治素养（学术上也叫公共管理素养）却是良好管治及服务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不对这方面进行重视，未来香港依然出不了政治人才。
对此，陈晓锋提出三项建议：一是构建青年政治人才库，从小开始培养、培育及储备未来特区政府管治人才；二是完善政治“旋转门”制度，不拘一格从企业、社团、高校、智库等吸纳人才；三是建立与国际组织、内地和香港从事公共管理人员的交流和挂职制度，以体验式学习形式互相了解两地公共管理情况的不同，例如大湾区的公务员可以互相交流任职，促进两地政治文化的沟通，也便于进一步相互理解，换位思考。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沙岭坟场事件为例，这其实是香港政府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策划、论证之后做的决定，从科学性来说或许很到位，但从大湾区的角度来说显然令人无法接受。陈晓锋认为港府应该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地向公众解说，避免政治化。
破除“政治中立”迷思
陈晓锋表示，“政治中立”是指西方国家规定文官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立场，即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相对各政党、利益集团居“公正”、“超然”地位，不介入政争漩涡，保证文官摆脱党派、种族、宗教等方面的纷争，使文官客观、公正、独立地为国家服务的制度。文官的政治中立是同政治制度中的多党制、有限政府制相配合的制度，是为了保证多党制之下的政策连续性，保护政府一般行政人员免受政治变迁的冲击而建立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禁止文官参与政党的一切活动。英国中级以下的文官在部长允许下可以参加政党，担负一定职务和发表有关政治言论，但高级文官则要尽量避免参加政党活动。法国采取折衷方案，允许文官在工作之余参与政党活动，但要遵守“克制保留义务”，在工作中保持绝对“中立”。
陈晓锋提到，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则由港英政府引入，由于香港没有“政党轮替”，因此香港的公务员在维持“政治中立”前必须“效忠港督”。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规定，公务员的任命和升迁全由港督决定，拥有决策权的高级官员通常由英国政府直接委派，负责执行决策的本地官员则由殖民政府招募和管理，所有官员必须对港督负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基本实现了公务员队伍的本土化，而此前植入的“政治中立”原则，表面上看似“去政治化”，实际上是加以强化了行政官僚对港督的忠诚度，从而减低对殖民统治的威胁。、
陈晓锋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顺其自然地继承了港英政府的“政治中立”原则；然而，当局却未能有效将其与“一国两制”相适应，也未能好好说明“政治中立”必须以“效忠政府”作为前提的基本事实，导致不同政治阵营有机可乘。尤其是高官问责制实施之后，公务员甚至认为他们没有义务协助问责官员从事政治工作，导致香港出现严重的政治内耗。
陈晓锋指出，由此可见，有必要完善公务员的宣誓制度，改革公务员的委派、任命和升迁制度，从公务员培训和考核入手，强化其对“政治中立”的理解，尤其是必须认识“政治中立”的前提是“效忠特区政府”。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公务员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公务员，效忠国家、效忠特区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政治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