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9日，由全国港澳研究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香港地方志中心联合举办的“以史为炬，照亮香港未来：香港修志现状、功用与前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研讨会由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健主持，40余位内地及港澳专家学者出席。南京大学副校长王振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地方志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智思，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香港地方志中心常务秘书长郑李锦芬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在开幕式上致辞。

曾健表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香港来说，编修地方志的意义尤为重大。这有助于香港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全面准确地了解香港历史，从而深刻认识到香港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香港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香港同胞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共同创造者，香港同胞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香港精神坚守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风骨，香港的发展始终要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和开放进取。

王振林表示，南京与香港两座城市有着荣辱与共的历史联系，南京大学一直重视港澳研究，有着港澳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优良传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于2017年7月成立了专门的香港研究所，同香港高校交流密切、成果丰富。南京大学将继续推进深化对港交流合作，培养培育更多的爱国爱港人才。

冀祥德表示，中国有两千多年连续编纂地方志的历史，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国家对编修地方志的总体规划指导推动下，今天中国已经做到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志书。《香港志》第一册的出版，对于澄清香港社会一些人对历史的错误认识有重大作用，其价值将越来越彰显。

陈智思表示，《香港志》填补了两百多年来的文化空白，延绵中华民族编纂地方志的悠久文化传统。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让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清楚自身的文化根源，了解香港与国家、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血脉亲情，以及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增强香港社会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助于香港抓紧机遇，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郑李锦芬表示，由于历史的特殊性，香港受西方文化、舆论、价值观和历史论述影响至深，经过长期积累，香港部分市民对自己的“根”欠缺认知，对国家的了解也十分片面。编修《香港志》，可以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次用 8 年时间编修香港地方志，无论是站在文化传承还是身份认同的角度，都是别具意义的历史工程。

吴志良表示，香港近年来的乱象同香港缺乏一部完整准确的历史以及香港青少年没有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导向有密切关系，香港地方志首册《总述·大事记》的出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澳门目前已经为地方志的编纂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社会与学术基础，希望未来取得丰硕成果。

在第一节“《香港志》首册出版的社会意义”专题研讨中，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王明生，珠海学院校长、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首席召集人李焯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宋小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谦平，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香港研究所所长孙扬等专家学者认为，《香港志》最大的价值在于立足香港大地、厚植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是文化回归的一种体现；《香港志》同时起到了“以史为示、正本清源”的作用，让更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增强了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香港志》也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一种有力武器，有助于促进香港政治、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第二节“如何发挥志书的功能”专题研讨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香港公开大学荣休校长、香港地方志中心推广委员会首席召集人黄玉山，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召集人刘智鹏，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盛力，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工作部部长、研究员颜越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香港明汇智库副总监谢晓虹等专家学者认为，《香港志》要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包容性的态度进行推广；可以将地方志纳入香港学生阅读书目和公务员培训课程；可以依托地方志制作文创产品、拍摄动画和网剧，丰富宣传形式。

在第三节“香港修志与澳门修志”专题研讨中，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校长林发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支振锋，暨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澳门中西创新学院代理院长陈伟明，香港地方志中心编辑部总监孙文彬，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翠萍等专家学者认为，港澳修志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有着自己的特点与挑战；相比官方，民间修志需要克服缺乏有效文献资料搜集渠道等困难；充分的社会参与有助于及时纠正地方志编修过程中的错误，切实提升内容质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