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觉得好痛心！香港的司法机构烂得如此严重！」退休裁判官、大律师黄汝荣，接受《坚杂志》专访时说，香港的法官大都恐共、反共，又自视过高，85%都是黄色立场。更甚者，有法官用他们的创意，为被告创造出答辩理由，找个借口释放被告。他大力抨击目前香港的司法制度每况愈下，令市民失望及毁掉大众对司法的信心。
黄汝荣人称黄官，他说自己是半途出家的法官。在进入法律界之前是一名文学士，曾任职商业机构财务官。1990年，他于英国University of Wales取得法学士学位，1992年在香港大学取得法学专业证书，并获大律师资格，之后一直私人执业，1998年转任裁判官。
执业大律师的几年间，黄汝荣生意不错，打的都是刑事案件，尽管明白案中95%以上的被告都是有罪的，但却要奉行大律师公会守则，为被告辩护。他说，这几年完全体验到，为甚么父亲会告诉他，做律师很「阴骘」。
直到1998年司法部邀请他试工做裁判官，他才发现原来法官真的可以主持正义，于是决定不做大律师而转做法官。三年后，他获司法部正式聘任，便一直做法官到退休。黄汝荣说，尽管表面是透过遴选程序入职，但其实结果早已内定，那时法官的遴选程序就是这样。
法官遴选不严格 质素每况愈下
黄汝荣形容自己的性格喜欢维持正义，放弃做律师也是这个初心使然。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这段时期执业律师的收入，远远超过法官，所以当年很多法官，都是真心为了公义而从事这份职业。
但他慨叹，过去10年情况已完全反转，因市场上缺少生意，律师和大律师收入并不丰厚，当有机会时他们就宁愿去做法官，甚至主动打电话给司法部，询问是否有法官空位可以试工，如果成功获得聘用，就有一份稳定收入，不同于过往，肯做法官的都是为了主持正义。于是，这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很多现任法官根本资历不够，他们当律师时，真正亲手处理过的案件其实不超过10宗，难怪司法质素每况愈下。
香港人常常很骄傲，认为法治是香港社会赖以成功的基石。黄汝荣说包括自己在内，都曾经对香港的司法、法治极具信心。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特别是去年反修例风波以来，一宗宗的判案，不少令人感到无语、无奈，令市民对司法的信心越来越低。黄汝荣分析，造成这种现象，除了是近年法官遴选制度不严格；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界的「马房文化」非常严重。
「马房文化」拉帮结派 识埋堆扶摇直上
黄汝荣慨叹，司法界有很多陋习，必须公开及处理，其中「马房文化」是其中之一，对香港司法制度影响深远。他解释，在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当时司法界内就有澳洲帮、英国帮、本地帮等几个帮派，帮派间亲疏有别，帮派内则互相取暖。由于当时外藉法官当道，本地帮只可说是一盘散沙。
这种「马房文化」在司法部中一直存在，但发展到现在，由于大部分裁判官都由年轻华人法官担任，「马房文化」也演变成现在的网球帮、高尔夫球帮、教堂帮，如果能进入到这「三帮」，识「埋堆」，几乎就可以扶摇直上。
聘任法官首重听话 不就范面临打压
黄汝荣说，现在聘任法官最重要是听话，不要与司法部有不同声音，否则，已经受聘的虽然不会开除（因为开除一个法官很难），但会受到很多压力，面临多方打压，上级法官更会在适当时候暗示你要听话。
其实香港以往聘用法官有很多要求，一般是律师经常到法庭打官司，曝光率高，法官经常见到这些律师，令法官熟悉这些面孔，而最重要是律师打官司时手段正当，办事有层次、有能力（Competence），也表现出良好品格，假以时日，这些律师自然就有法官赏识，便会获推荐进入司法机构。黄汝荣说，他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入行当法官。
「三级制」遗祸无穷 法官越判越轻
另外，香港司法部曾经实行的「三级制」，黄汝荣认这亦是导致很多下级法官越来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来越轻判被告的原因。
所谓「三级制」，就是每逢有被告对下级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上诉庭就会评核这份判词，期间如果理据不获上级法庭接纳，上级法庭就会作出三级评语，分别是优、良及劣。顾名思义，判词优劣当然是着重质素，但实际上却是取决于上下级法庭法官的关系是否和谐。假如关系不好，上级法庭就会公开下级法官姓名，公开指出这个裁决出了甚么错。
黄汝荣说，要找出判词的错处其实很容易，因为法律不是1+1=2，很多时是观点与角度不同，在此情况下，下级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每宗案件都把被告释放，这样就无人上诉，就可以避开上级法庭的批评。
或许有人会问，被告不上诉，但律政司可以上诉。不过黄汝荣指出，回顾这么多年，律政司提出上诉的情况不多，比率低于1%，所以下级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被告释放，找个理由释放被告非常容易。判刑亦是同一道理，被告被判得轻就不会上诉。所以「三级制」导致很多下级法官越来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来越轻判被告。这导致法庭风气大改，市民对判刑及裁决感到莫名其妙，并逐渐对司法失去信心。
自己在任时，黄汝荣曾基于强烈的公义感，以书面向上级反映「三级制」弊端，上级当然不高兴，越不高兴就越被针对。他一再强调自己是真心爱香港、爱国家，更爱司法部，因此非常希望司法部可以保持住过往多年树立起来的声誉及质素。
纵放被告花招百出 明哲保身怕被批评
黄汝荣忆述，在没有「三级制」时，法官之间会守望相助。比如说，原本安排好的案件，被告来到法庭之后选择认罪，于是法官与法庭就有整天的时间腾空出来。法官遇这种情况，就会写一张字条给其他法官，询问是否有其他等待处理的案件，可以帮忙审讯。这是一种良好的风气，当年每个法官都会这么做。
「三级制」实施后，法官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就荡然无存。举例说，一名被告认罪，主审法官听完他求情之后，就会说需要时间考虑，将案件由早上10点压后到下午3点才给出裁决。这段时间法官可以去上网、吃饭、喝茶，目的不是偷懒，而是避开处理另一宗案件，实行少做少错。
为避免给上级法庭找麻烦，法官想找个理由纵放被告，实在非常容易。黄汝荣举例，比如警察拘捕了一名疑犯，到法庭上作供，明明讲的很好，主审法官就可以说有疑点，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更可以随便指摘警察记忆力不好、警察不诚实，于是就可以释放被告。
他再举例说，有市民打架，被大律师严厉盘问几次之后，有时混乱一些也可以理解，普通人去到法庭都会有些畏惧，紧张情况下讲错绝对情有可原，只要不是搞错核心问题就无所谓。但现在的法官，证人只要讲错一点，纵使不是核心问题，法官也可以借口释放被告，这样就可以避开「三级制」的批评。
判词煽情惹争议 被上级批害群之马
「三级制」严重影响了司法运作，当弊端逐渐浮现之后，2013年左右，司法部内部口头废除相关制度。但黄汝荣强调，口头上这样说，但遇到上级法庭不高兴，认为判词写得不好时，又会用「三级制」的方法来处理，要求与下级法官见面。他们最喜欢说：「你呀，害群之马！」，「害群之马」这四个字，就是上级法庭用来批评下级法官最普遍的字眼。
黄汝荣强调，基于法官的专业素养，判词无可能写得差，但上级法庭总是强调，判词不能写得太煽情，否则就给人一种偏帮某一方的观感。但黄汝荣认为，如果被告犯案的理由及动机值得同情；又或者相反，犯案理由及动机极度丑恶，案件做出来的裁决或判刑，是基于整体环境及案情因素而决定。如果案中有人值得同情，不写得煽情些，不反映出判刑理由，上级法庭在看判词时，就没有了精粹及灵魂。因此，法官当然要写出同情被告或受害人的理由。
以一宗赌徒案件为例，区域法院一名被告因滥赌欠下巨款，先跟太太索要金钱，后来太太无法应付，被告转而向外父外母索要，最后也被拒绝，于是被告拿刀出来威逼家人，家人报警将他拘捕。案中三个证人作证，说被告举债令家庭崩溃，指被告不是人。其中一个证人更说他连鬼都不如。黄汝荣写判词时既需要精简，但又要有神髓，于是综合证人证供，描述被告非人非鬼。未想到上诉庭说这个字眼不对，因而将他批评一番。
躱在键盘后审案 上诉庭「坚离地」
黄汝荣非常不满上诉庭只在键盘后面做出诸多观察及评论，完全不了解前线法官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另一宗案件中，一名被告骗了20多人，案件证供很强，但被告选择不认罪，继续审。首天审讯中，黄汝荣察觉到被告根本没有打赢官司的信心，甚至刻意拄着拐杖，塑造自己身体很差的形象，铺定后路希望轻判。
案件在区域法院审讯10多日，黄汝荣审讯时要带假发，因此休庭时被告就认不出他。在多次午饭时候，黄汝荣都遇到被告，只见他健步如飞，连行带跑赶去吃饭，这些上级法庭当然不知道，也不能写入判词。
司法界有个惯性，当法官读判词时，被告要起立听判。当时黄汝荣依照惯例要求被告起立，辩方律师以被告身体差为由，要求让被告坐着听判。根据之前午膳相遇的经历，他不批准，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被告之后上诉并聘用同一位律师，该律师就说黄汝荣对被告有偏见。上诉庭三位法官，其中一人更严厉批评他没有人情味，影响司法界声誉。另外两名法官尽管认为这都是惯性问题，但认为让被告坐着听判也无伤大雅。
黄汝荣说，上级法庭根本不知道前线法官在裁判法院、区域法院这两个「草根法庭」，遇到的那些被告为了逃脱罪行，光怪陆离的伎俩层出不穷，只有内行人才能理解及领略到那种肮脏手段，上级法庭只是躲在键盘后面审案，难免孤陋寡闻。
终审庭判词一面倒 香港司法玩完
黄汝荣说，自己做学生读法律时，会看大量外国及香港判词，如果是一件上诉案，通常5名法官都会写出意见，所以看一件案例时，会读到同意或反对原审法官的意见，这些意见都会写在判词中。学生看了这些判词，会发现原来一宗案件可以由不同角度去理解。
可是，现在香港终审庭的判词，在过去十多廿年中有一个怪现象，以刑事案件为例，终审庭5名法官永远只有一个意见，这显示案件是由一个写手主笔，他看过文件、听过陈词后就写判词，其他4个就集体同意某某法官所写的内容。
香港回归之后，外国案例的影响减少了，大家集中精力研究本地案例、判词。终审庭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最有约束力，想不到判词只有一个看法、一个结论、一个观感，其他4个法官就是附和，完全不加意见。
黄汝荣质疑：「我们下一代的法律学生会学到甚么？我们参考外国案例少了，集中在本地，但本地最权威的终审庭判案却这样随便，试问香港的司法制度怎么会不完蛋？当然完蛋！」黄汝荣强调，这些业内陋习都不被外人所知，法律系教授、律师会更不可能向外披露，如果讲出实情就后患无穷。
演绎法律未与时并进 终审庭裁决得人惊
2004年左右，区域法院开始全部用本地法官，因为越来越多案件用中文审讯。上级法庭有自己的圈子，为了巩固势力，他们必须官官相护。目前司法的文化就是不要有太多人上诉，不要给上诉庭做成工作压力。
黄汝荣举例，终审庭曾有个案件，被告陈宥羲在网上发放消息，说要像犹太人那样烧毁中联办，被下级法庭裁定有罪。案件到了上诉庭，上诉庭也判被告有罪，再上诉到终审庭，结果判决令人惊讶，法官竟说「网上不是公众地方」，因而判被告无罪。
按照普通法精神，审判裁决需要与时并进。黄汝荣解释，普通法要求法官根据社会变化，「贴地」演绎法律条文。如果说网上不是公众地方，不构成罪行的话，那为甚么有警员被网上起底，警察部申请禁制令阻止这种行为，而法官又批准发出禁制令？他说：「其实网上世界比公众地方更大，更广阔，终审庭不能任由法官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要市民服气才行。」对于陈宥羲案，黄汝荣绝对不服！
儿童法庭陋习不改 感化报告没完没了
在黄汝荣心目中，另一个司法重灾区，是儿童法庭。儿童法庭通常会判被告接受感化，感化官每三个月左右就要写一份报告给法官。很多个案，感化官说被告已经很乖，感化期间也获得家人支持，被告更有态度上的改变，建议法官不用再取得更多报告。
可是，儿童庭法官为了避免「太得闲」，要帮其他法官审理案件，于是就在过往的案件中打转，不断要求感化官撰写进度报告，拉长被告感化时间。可是这些所谓进度报告其实都大同小异，很多法官根本连看都不看，只看结论的三四行。
黄汝荣说，这种工作方式表面看起来成绩光鲜亮丽，显示法庭要处理很多工作，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需要。黄汝荣看不过眼这些陋习，他在任职司法部时曾以书面向上级法庭反映多次，但情况零改善，无人理会。
四名当值法官斗卸责 拘捕令无人签发
做法官要经常签署拘捕令、手令，有时甚至要在非办公时间签署紧急命令。通常有4位当值法官，以防其中一人没空，仍有其他人支持。黄汝荣说这个制度听起来很好，但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甚至令到很多法官刻意不作为。
他不只一次遇过，当值法官收到警察或廉政公署电话，约时间签发拘捕令，有法官佯装听不到不接电话，或干脆把电话挂断。某次黄汝荣当值，听到警察打电话来要求签发拘捕令，他答应之后，才知警察原来找过其他三名法官都找不到。由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此他又写报告给上级法庭，建议只用一个法官当值，避免几个人互相推卸责任。结果却一样是不被理会。据他所知，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就有很多次警察找不到法官的情况出现。
八成半法官染黄 判案立场先行
黄汝荣语重深长地说，见到自己曾服务过接近20年的司法机构，烂得这么严重，质素下降得这么惨烈，目睹司法制度逐渐崩坏，令他非常痛心！
任职法官多年来，黄汝荣发现同事立场85%都是「黄」的，很多时都会因为同情被告的立场，因而释放被告。他觉得现在的法官完全无公义，无质素，完全被个人立场控制，法官甚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被告暗示一个可以释放的理由，令罪犯有脱罪借口，这样的案件多不胜数。
他举例说，一名因为用腐蚀性液体泼向纪律部队宿舍的被告，在法庭上认罪，判罚200元。大家都知道违反限聚令都要罚2,000元，这些向纪律部队挑衅的行为，就简单判罚200元。怎样解释？怎能服众？
法官赤膊上阵 为被告创作答辩理由
还有一宗案件就更加离谱。黄汝荣说，一名被告在暴动期间被警察拘捕，在他的背囊内搜出一把刀，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被告不认罪，审讯时他解释，藏有攻击性武器是因为要让这把刀透一下气。法官最后判他无罪，原因是被告在激动的情绪下也没有使用这把刀。其实被告面对的控罪是违反公安条例33条，管有攻击性武器，管有就是藏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管有这把刀就是犯法，与是否情绪高涨及是否有意图使用完全是两回事。
主审法官甚至认为，被告无罪是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把刀，因为刀锋是收起来的！黄汝荣无奈地说，既然都讲到刀锋，怎么不是攻击性武器？一方面说这不是刀，但有刀锋；另一方面又说被告没有打开，种种理由根本都不成立。
更甚者，黄汝荣留意到，现今香港很多法官开始酝酿一种文化，尽管被告人本身或辩护律师没有答辩理由，法官却会用他们的创意为被告创造出答辩理由，找个借口释放被告，令人啼笑皆非。
司法界反共恐共 国安法在港难执行
港区国安法已在香港实施，黄汝荣悲观地说，香港有没有任何一位法官，法律界没有任何一位律师熟悉国家安全法律。他说：「没有！一个也没有！检控官也没有！」
他解释，大学学法律时，国家安全是一个很特别的专门范畴，等于海事法庭，不是每个法律系学生都要学海事法，更遑论国安法。
黄汝荣更指出，大家必须承认香港法律界很多人都反共、恐共，总之认为内地法律就是低级，这个观念在法律界根深蒂固，包括律政司。律政司整天在自己网页中宣扬，香港应邀派法官到内地讲香港法律，觉得很自豪。但相反，当内地要求香港派法官过去培训、交流时，香港法官就很抗拒。黄汝荣2002年曾应邀到清华大学交流，但相关交流其实没有多少香港法官欣赏，私底下都是贬低居多。
黄汝荣批评香港法律界自视过高，总是觉得内地那套不行，其实内地那套很行。国内司法系统有检察院监察法庭运作；回头再看香港，一提到「司法监察委员会」，司法部立刻一再重申司法独立，律政司也不断重复司法独立的立场，就连特首林郑月娥也这么说，她甚至极端地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批评法官。
作为一名问责高官，不了解法庭运作、不了解前线法官面临的困难、不了解上诉庭法官坚离地，黄汝荣觉得情况让人失望及无奈。
法官须赴内地受训 独立部门审理国安案件
黄汝荣警告，如果港区国安法要依赖律政司执行，要靠现有法庭的法官去审理，这条法例就一定会被架空，法官一定会走法律罅，放走那些触犯国安法的被告。他强烈建议一定要有独立部门作出检控，一定要在香港挑选精英法官，深入进行背景审查，然后到内地接受培训，加强国家安全概念。除此之外，还要颁发证书以表明，今后有权及有资格审理与国家安全法有关的案件，这证书令他们有荣誉感并尊重自己的位置。
黄汝荣最后认为，国家有一样本事令人非常佩服，就是不会重复犯同一错误两次，他相信在香港问题上，过去23年中央得到的教训不会再次重演，所以对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