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旺角暴乱反对派洗脱不了的罪名

2016-03-15    大公报

       旺角暴乱事件以来,香港上下对暴力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控诉。只有一个角落例外,那就是一向高调的反对派明显声不够大,气不够足。笔者格外留意他们的意见。

       对事件口是心非

       在早前立法会上,反对派议员无法否认旺角是暴力事件,却“无一人对谴责暴力的动议投赞成票”。人民力量的陈伟业说,将年轻人的愤怒和警民冲突形容为暴乱,并不能解决问题。公民党郭家麒不反对将事件“形容为暴乱”,但声称纽约、伦敦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暴乱也不少,却没有减少外国人去该地读书、投资的欲望;至于纽约伦敦是否会平息暴乱,怎样治理暴乱,他突然噤口。工党李卓人干脆提出暴乱合理:“社会矛盾在议会里解决不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走上街头。”新民盟范国威又加一句,称今次事件并非有人要搞“立国、港独、分离”。而“港独”教主黄毓民却狂言“义无反顾站在抗争者一方”。

       不过大部分反对派议员发现,这么说下去,岂不“票债”高筑?要想拉住选民,就不能再像陈伟业那样,作出“旺角事件会令激进派的整体票源增加”如此愚蠢的判断。必须漂白自己:至少口头上不要否认暴乱,不能给人以支持暴乱的印象,也要声称追究暴乱的原因和责任!

       于是反对派议员酝酿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暴乱的原因不在施暴者,而在防暴治暴者,至少双方应均摊责任。民主党胡志伟说,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亦要谴责无心无能的政府。民协冯检基称政府应反思和检讨民怨为何不断累积。社民连梁国雄将事件归咎于政府将警察当成打压机器,令社会撕裂扩大,梁振英下台是解决死结唯一出路。公共专业联盟的莫乃光主张,政府应委任法官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探讨开枪示警是否恰当,以及触发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政府拒绝,坚持让警方依法究办,按照这些议员的说法,那就是转移公众视线,还要罪加一等。

       与立法会内这些语无伦次相比,旺角暴乱事件被告之一、本民前的梁天琦倒是不管不顾,坚持了自己一贯到底的逻辑。他在回答是否支持向警员掷砖或放火来“推翻暴政”时表示,“支持一切对压迫的反抗”,抗争“没有底线”。此君作为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候选人,在其选举单张中还在鼓吹“勇武抗争”、“以武犯禁”,香港“异于中国”,被选举事务处指控为违反基本法第一条而禁止派发。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撰文说,“和平占中”是非暴力抗争,而“旺角骚乱”是暴力抗争。两者有本质分别,目标、原则、信念及策略上都很不同。暴力抗争在香港并不会有出路,即使成功,由暴力所建立的政权是建基在仇恨之上,长远不利于建立一个民主、文明,及和平的社会。这番表白让人感到戴某对反暴倒有几分真诚。但他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后刻意挑起纷争,需要真正要为骚乱爆发负上最大责任,却不知所云何物?

       梁特首主政以来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动普选,二是重启经济民主。反对派声称期待所谓“真普选”,却因强推违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而没有被中央接受,特区政府推出的经广泛谘询的普选方案,又被反对派议员捆绑否决。在双否定基础上形成的现有政治体制,不正是体现了中央、特区政府与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港人的共同决定吗?我们难道不应共同维护这一体制,在特区政府的率领下搞好经济民生吗?为什么还要纠缠政改议题,而置香港兴衰于不顾?反对派口口声声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笔者要问,你们的契约精神哪去了?法治精神何在?要说“真普选”被拒,你们心里有气,700万港民岂不更感憋屈失望吗?那份被反对派否决的完备普选方案,可是他们多年的企盼与心血啊。

       暴力害民于心何忍

       李卓人在立法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可以想象到,梁振英见到这些事的时候,他好像吸毒一样好High,然后跟民建联、工联会一起High,他们以吸毒为乐,以看到暴力为乐……整个政府都是病态,见到社会愈乱愈好。”

       这恐怕是李君自己的心态吧?现今香港谁最希望暴力,大家心知肚明。“占中”那么长时间,反对派投入那么大,说白了不就是希望政府早点出手镇压吗?英国在等?,美国在等?,西方势力在等?。反对派无不在心中祈祷,镇压引发社会全面动乱快点来吧,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多么阴暗的心理!结果没有镇压,“占中”者自己支持不下去了,背后上亿美元“黑金”支持打了水漂。这次旺角事件又是施暴在前,治暴在后。西方谋体迫不及待地宣布香港又发生了所谓“鱼蛋革命”。结果是,鱼照卖,蛋照贩,市民路人皆知,暴乱分子施暴不为“鱼蛋”,只为挑事。

       戴耀廷等人要求追究旺角暴乱的原因与责任。笔者赞同,市民其实都拭目以待。那是不是更应考虑,完成23条立法防患于未然是否必要?这更应纳入自由讨论。

       最后提醒一句,旺角事件只是一个开始。反对派将永远面临暴乱事件的良心谴责。长期而言,他们的选择将决定他们在体制内的去留。且看他们未来是否要向暴力绝路走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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